
乾隆四十五年(1780)六月二十四日,鸭绿江。
这一天在朝鲜使团的公文上写作「辛未」。但在一个叫朴趾源(1737—1805)的随行文人笔下,它被记成「崇祯纪元后三周庚子」——明朝亡了一百三十六年之后,一个朝鲜人仍然拒绝用清朝的年号来标记自己走到哪里。
《热河日记》开篇,他一连用了六个自问自答来交代这件事:
「曷为后三庚子。记行程阴晴。将年以系月日也。曷称后。崇祯纪元后也。曷三庚子。崇祯纪元后三周庚子也。曷不称崇祯。将渡江故讳之也。曷讳之。江以外清人也。天下皆奉清正朔。故不敢称崇祯也。曷私称崇祯。皇明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
(为什么写"后三庚子"?为了记行程阴晴,把年份系在月日上。为什么称"后"?因为是崇祯纪元之后。为什么不直接称崇祯?因为要渡江了,所以避讳。为什么要避讳?江对岸就是清人。天下都奉清朝正朔,所以不敢称崇祯。那又为什么私下里还称崇祯?因为皇明是中华,是我国最初受命的上国。)
同一个人,同一天,一本私人日记里悄悄挂着前朝的年号,脚下走的是去给当朝皇帝磕头的路。这不是虚伪,这是十七八世纪朝鲜士人的标准配置——两本账:一本记文化归属,一本记现实政治。朴趾源只是把它写在了同一条日期上,让矛盾赤裸地并排站着。
他是谁?汉城人,字仲美,号燕岩,出身没落两班,中年还没有一官半职,一度躲到黄海道的山峡里隐居。这一年他四十三岁(虚岁四十四)。他是使团的"观光客"——正使朴明源是他的三从兄,驸马都尉、一品内大臣,代表朝鲜国王去贺乾隆七十万寿;副使郑元始,书状官赵鼎镇。朴趾源没有官职,他的身份写在日记里:他对沈阳的满洲官员说,「余对以秀才观光上国」。
使团的规模,他自己记下来了。渡江当晚在九连城露宿:
「军牢吹角一声。则三百馀人。齐声呐喊。所以警虎也。竟夜如此。」
三百多人,一路要敲角呐喊来吓老虎,这就是乾隆年间中朝之间那条"国道"的日常。
他们六月渡江,七月十日进盛京(沈阳),七月二十四日到山海关,八月初四抵北京。原本的日程到此结束——可八月五日,礼部忽然传旨:皇帝在热河,命使团前赴行在。于是有了《漠北行程录》里那段"昼夜兼行"的狂奔,也有了这本日记书名里的那两个字。
先说最不起眼的一天。
渡江前夜,朴趾源独自上了义州的城楼。他的两个随从张福和昌大跑出去半天,回来时提着一只乌瓷小壶。他盘问,两人交待:翻自己口袋找出二十六文朝鲜钱,而"东钱"不许出境,扔在路上可惜,所以去换了酒。
「余骂曰。竖子恶能饮乎。又自慰曰。远道一助。于是悄然独酌。东望龙铁诸山。皆入万重云矣。满酌一盏。酹第一柱。自祈利涉。又斟一杯。酹第二柱。为张福昌大祈。摇壶则犹馀数杯。使昌大酹地祷马。」
一个不合法的、用不能带出国的零钱换来的小壶酒,被他倒了几杯在江边的柱子上,一杯求自己平安过江,一杯替两个下人求,剩下的让昌大浇在地上替马祈祷。他骂了人,又替被骂的人倒了酒。整部《热河日记》里,这种"上等人对下人"的温度反复出现,这也是它比同期燕行录好看得多的地方。
第二站是盛京。七月十日的日记里,最刺眼的一句是:
「蒙古车数千乘。载砖入沈阳。每车引三牛。牛多白色。间有青牛。暑天引重。牛鼻流血。」
他在记一座正在被砖头垒大的城市,同时没忘牛在流血。接下来还有一段更少见的场面——他的朝鲜马夫跟蒙古赶车人闹着玩,拿鞭梢挑掉人家的帽子扔在路边,蒙古人「笑而不怒」,只用两手比划着讨还;马夫又从背后抢帽子跑进田里,装作被追,猛一回身抱住蒙古人的腰把人撂倒,骑着胸口往人嘴里塞土。「群胡停车齐笑。被翻者亦笑而起。拭觜着帽。不复角胜。」——几百个蒙古人停下车一起笑,被摔倒的那位也笑着爬起来,擦擦嘴戴上帽子。
中国文献与朝鲜文献都不太记这种场面:不同族群之间没有敌意的、低成本的日常身体接触。它跟"满汉畛域"的宏大叙述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到了沈阳,他撞进一户普通人家的堂屋歇脚。主人是个长须花白的老头,盘腿坐在炕上的矮脚床,炕下坐着个头上插红白蜀葵的老太太。忽然屋里传出狗叫——不是门外,是从老太太怀里。老头微笑,慢慢从自己怀里也掏出一只:
「大如兔子。毫长一寸。丝丝雪白。脊上淡青色。眼黄嘴红。」
老太太说:客官别怪,我们老两口闲在家里,日子实在长,就抱着这雪狗儿玩,还惹外人笑话了。朴趾源问家里没儿孙吗?老头的回答精确得像一份户籍:大儿子三十一岁,在盛京将军那儿当亲随章京;二儿子十九、三儿子十六,都在学堂念书;九岁的孙子去柳树上捕蝉了,「尽日面目难见」。
一个十八世纪的空巢家庭,三个人各自有去向,两只塞在怀里的云南小狗构成了老人一天的全部社交。他没有议论,只是记下来了。
他这一天的午饭,是一份极准确的账单:
「自入铺子里。买吃一碗面。一觶烧酒。三个熟鸡蛋。一个青瓜。计还了四十二文。」
路上渴了,又「以六文。沽杨梅茶半碗解渴。味甘酸。类醍醐汤。」
晚上他被同行的赵主簿拉进酒楼,那是沈阳最漂亮的那一类铺子:「酒肆朱栏翠户。粉壁画栋。层架上。列置一样𨱎镴大尊。红纸写着酒名。不可胜记。」五六十把交椅,二三十张桌子,几十盆花正在浇夕水。他们「买得一盘卵炒。一瓶史国公。畅饮而罢」。(注:通行排印本多误作"史国红",底本作"史国公",即史国公药酒。)
第二天夜里,一家叫"艺粟斋"的古董铺,五个秀才模样的年轻人合伙开了铺子,请他去夜谈。人到齐后他一个个记了名字、年龄、籍贯:田仕可,二十九,山海关人;李龟蒙,三十九,四川绵竹;穆春,二十四,四川;温伯高,三十一,四川成都;吴复,四十,杭州;费穉,三十五,大梁,有八个儿子,工书画善雕刻;裴宽,四十七,直隶卢龙,一脸好胡子,笔翰如飞。加上开锦缎铺"歌商楼"的六个人,那一晚鞍前马后围着他转的,是一群从四川押着蜀锦顺长江、转贩吴中、再北上口外的行商——李龟蒙自己交代:「吾三人舟载蜀锦。丙申春仲离蜀。舟下三峡。转贩吴中。逐利口外。开铺此中。亦已三年。」
吃的是田仕可做东的一桌:
「饽饽两盘。羊肚羹一盆。熟鹅一盘。鸡蒸三首。蒸豚一首。时新菓品两盘。临安酒三壶。蓟州酒二壶。鲤鱼一尾。白饭二锅。菜二盘。该价银十二两。」
十二两。这里必须停一下算账。清代乾隆年间银钱比价大致在一两兑八百到一千文之间浮动(此为一般比价常识,非《热河日记》原文数据,属于我的估算),十二两约合九千六百到一万二千文。同一部书里,他自己一顿饱饭是四十二文。也就是说,这顿商人请客的夜宴,价值大约二百到二百八十碗面。请客的人自称是"碌碌浮沉于市井之间"的小贩,席面上羊肚羹、熟鹅、鸡、猪、鲤鱼、两种酒;而他自己当时只吃了饼果,因为「羊羹臊甚不堪胃性」——羊肚羹太膻,他咽不下去。
这一桌菜、这一串价码,中国的任何一部官书、任何一位文人的笔记里都不会出现。因为写笔记的中国士人不用付这笔钱,也不觉得牛鼻流血和一碗面四十二文值得记。只有一个人,既穷得要在路上买一碗面,又累得要把每一件事都写下来,才会留下这种数据。

如果只读《热河日记》里夸中国的那几段,会以为他是个一昧赞美的观光客。他不止一次说过这种话:
「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嗟呼。如此然后。始可谓之利用矣。」
刚从朝鲜边境跨到对岸,他就被震住了,甚至一度想掉头回家:「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他自己给这股情绪定名为「此妒心也」。
但这些话不是测量,是劝谏。朴趾源是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对手是本国那些"尊明斥清"、把清朝一概骂成夷狄、因此拒绝学习清朝一切东西的士大夫。他的原话是:
「故今之人诚欲攘夷也。莫如尽学中华之遗法。先变我俗之椎鲁。自耕蚕陶冶以至通工惠商。莫不学焉。人十己百。先利吾民。使吾民制梃而足以挞彼之坚甲利兵。然后谓中国无可观可也。」
(今天的人真想攘夷,不如先学中华的成法,改掉我们粗陋的习俗,耕蚕陶冶到工商贸易无不学。别人一分工夫我下十分百分,先让我的百姓得利,让他们拿着木棍就足以揍那些坚甲利兵,到那时候再说中国没什么可看的也不迟。)
这段话摆出来,他的"赞美"就现了原形:那是写给朝鲜人看的战争动员,用的是"我们不如人"的语气。一个把中国的车、粪、砖、瓷器、市场秩序都当成"可利用的技"在看的人,他的目光被"利用厚生"四个字筛过一遍——所以他看得见牛栏猪栅的整齐,未必看得见整齐背后的东西。
他误读了三处,而且这三处恰好是同一类的错。
第一处,他把"秩序"当成了"制度"。他看到的沈阳,确实整洁、繁华、市廛气象极盛;但他自己在这一页上抄下了一个他没能消化的数字:
「每岁自皇京。需给沈阳各衙八旗俸禄。又自沈阳派及兴京船厂宁古塔等地。该银为一百二十五万两云。」
一百二十五万两白银,每年从北京拨给沈阳各衙门,再往兴京、船厂、宁古塔层层分派下去。他把它当"富庶"的佐证抄了下来,却没有把它和眼前那座"热闹如海"的盛京城连起来算一算。他一生推重"利用厚生",却漏掉了最关键的一条:这座城市的第一大产业,是花朝廷的钱。一百二十五年后的日俄战争、二百三十五年后的东北工业,都长在这条拨款线上。他看见了"热闹",没看见"钱从哪来"。
第二处,他把"简便"当成了"效率"。在沈阳刑部衙门口,他大摇大摆走了进去——「余自恃外国人。无所畏忌」——看到的是:
「一官人台上踞床而坐。背后立侍一人。手持笔纸。台下跪一罪人。左右一对公人。拄竹棍而立。无分付行下等许多声喝。官人平临罪者。究诘谆谆。已而高声喝打。做公者。放其手中棍。走至罪人面前。以掌批颊者四五。还拄棍立。治法虽简。批颊之刑。古所未闻。」
他前一句写「治法虽简」(治理的办法倒是简便),后一句马上补了「批颊之刑。古所未闻」。他其实同时写出了赞美和不适,但他没有往下追问:没有案卷、没有辩护、没有笔录、没有量刑,一问一打,扇完耳光"还拄棍立"——这不是"简便",这是没有程序。他在朝鲜做的是清谈文人,没学过法律,所以他只把它当成一个风俗猎奇记了下来。
第三处,他把清朝重修的东西当成了古物。在山海关外的姜女庙,他做了一件很"现代"的事:用文献学去校勘一座民间庙宇。庙里的碑说孟姜女姓许,陕西同官人,他一条条反驳——「且秦时未尝称陕。姜者。齐女之称。则谓许氏。陕西同官人。尤为非是。」
方法很对,结论也不无道理。但他漏了同一页上他自己写下的一句话:
「皇帝置行宫。去岁行沈阳时。所历行宫。皆重修。故金碧所在炫耀。」
他去年的皇帝巡幸让这些行宫全部翻新过,"金碧炫耀"。庙里有文天祥手题柱联,有望夫石上刻的皇帝旧题诗——这座庙当时正在被清朝重新认领:节义、忠贞、贞女,这些符号被从明朝的记忆里拆出来,装进清朝的合法性叙事。一个朝鲜人在门口做文献考证,却没注意到自己站的这块地刚刚被帝国刷过一遍漆。
那么,为什么他会这么读?因为他来的不是"中国",他来找的是记忆里的"中华"。他日记的界碑写得明明白白:「清人入主中国。而先王之制度变而为胡。」在他心里,清朝是一个占据中华的"胡",而他自己所在的那个画江而治的小国,才是守着"先王制度"的"明室犹存"。
这个二分法在热河失效了。八月十三日万寿节,他被引到正门前,跪见皇帝,他写道:
「皇帝方面白晢。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
接着是那个细节:皇帝先问「国王平安」,使臣答"平安";又问「有能满洲话者乎」,通事用满语答"略解",「皇帝顾视左右而喜笑」。
一个"胡",问的是朝鲜国王的身体好不好,因为自己的臣下会说满语而高兴得看左右笑。朴趾源没有在这句后面发议论——但整部书里他后来的判断都变了:他不再谈"胡",只谈"中国"。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看见了什么,而是他允许自己看见的东西推翻自己带来的框架。

上一节引过的那段"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后面,他还补了一段,我认为是整部书里最不可替代的文字:
「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庤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
(厕所粪坑是最脏的东西,可是因为要肥田,人们珍惜它像珍惜金子。路上没有一点丢弃的灰,捡马粪的人端着畚箕跟在马后面。粪堆堆得方方正正,有的八角,有的六棱,有的堆成楼台的形状。看一个地方怎么处理粪土,天下的制度就立在这儿了。)
有哪个中国人会用"精丽如画"形容柴堆和粪堆?大概没有。中国士人的笔记里写的是金石书画、园林花木、节令风物;粪是"秽物",入不了文。而正因为没有人写,我们对十八世纪中国农村这套极其精密的循环农业体系和人畜粪便的商品化,反而要借助一个朝鲜人的眼睛才看得清。他记的不是道德,是资源流动——粪被当作财产、被储存、被塑形、被珍惜,说明当时华北平原的肥料经济已经高度发达。
四十二文的面、六文的半碗杨梅茶、二十六文的一壶酒、十二两的一桌酒席;再加上"东钱不可出境"这种货币管制的细节。这一串数字在今天近乎绝迹:中国文献留给我们的是粮价、盐价、田价这类制度性数字,是《清实录》里的蠲免数字,而不会留给我们一个书生在路上吃一碗面花了几文、以及他为什么吃不下羊肚羹。正是这种"没有意义"的开销,才让"另一个十七两"的落差变得可以感受——一顿朋友请客,等于穷书生两百多天的午饭。
往热河的第四天,朴趾源的仆人昌大在暴雨和反复渡河中病倒掉队了。日记里写的是一个官员的举动:负责护送使团的提督让自己的马夫骑上自己的骡子去追,并且交代——"汝先去追公子。若道中欲下。须系之过去车后。我自可赶得。毋虑也。"
朴趾源特别记下了这人的身份:会同四译馆礼部精馔司郎中、鸿胪寺少卿,正四品,中宪大夫,年纪快六十了。他的结论是:
「为外国一贱隶。如此其费心周全。护此一行。虽其职责。其行己简略。奉职诚勤。可见大国之风也。」
(为了一个外国的下贱奴仆,这样费心周全地照顾我们这一行。虽然是他的职责,但他为人简省、奉职真诚勤勉,可以看出大国的气象。)
这种事不进任何档案。中国的官僚考核里没有"他把骡子借给了谁",朝鲜的使行报告里也很少写护送官怎么照顾一个马夫。它只活在一个文人当晚的日记里。而它恰恰是"制度"这个词在末梢上真实的样子:不是条文,是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脚力让出来。
过鸭绿江后,朴趾源要搭一只小船,他爬上船夫的后背让人驮上船,那船夫喘着气骂了一句:「黑旋风妈妈这样沉挑时。巴不得上了沂风岭」。同行的赵主簿大笑着评论:「彼卤汉不知江革。但知李逵。所谓目不识丁。正道此辈。而稗官奇书。皆其牙颊间常用例语。所谓官话者是也。」
(那个粗人不知道江革,只知道李逵。所谓目不识丁,说的就是这种人。可是稗官小说里的那些怪话,全是他嘴边上的常用语,这就是所谓的官话。)
他们把这当成"文盲"的证据,而今天回看,这其实是文学社会学的一手材料:十八世纪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口语,已经被通俗小说塑造过一轮了。用典、打岔、开玩笑,全从《水浒》里出。他们的"梗"来自稗官奇书,就像今天街头的"梗"来自短视频。这部书里没有别的句子能这么清楚地证明:明清白话小说的社会渗透,已经深到手工业者骂人的程度。
热河,八月初九。使团住进了太学。天极热,他卸了鞍直接进后堂,有个老人"脱帽踞椅而坐",见他进来,从椅子上下来迎劳,说"辛苦"。老人问他在本国官居几品,他答"秀才观光上国",随三从兄大大人来的。老人掏出一片红纸名帖递给他,右侧用细字写着:
「通奉大夫大理寺卿致仕尹嘉铨。」
两个人就这么聊起来。尹嘉铨问他,你令兄是翰林出身吗,然后又说,今天四海一家,出了门就是同胞兄弟。朴趾源提起自家五世祖的诗被收入《明诗综》,但小传有讹误——他说:「仆之五世祖讳弥。字仲渊。号汾西。有文集四卷。行于方内。明万历时人。」又说这本书把朝鲜诗人李达和他的号"荪谷"当成了两个人,分别收录。在场的中国读书人听了,「三人者皆大笑相顾曰。是也是也」。
尹嘉铨把朴趾源写的字条「收纳怀中曰。当补阙遗」——收进怀里,说"我会替他补上遗漏的"。
然后,八个月之后。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皇帝西巡五台山回跸保定。已经退休在直隶博野老家的尹嘉铨,派儿子送了两份奏折,一份替已故的父亲、巡抚尹会一请求赐谥,一份请求把父亲从祀孔庙。乾隆先批:"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看到从祀的折子,勃然大怒,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革去顶戴,交刑部治罪;查抄博野原籍与北京寓所,搜出所谓"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等件",指为"悖逆文字"一百三十余处;查出他著有《朋党说》,与雍正御制《朋党论》相悖;编过《本朝名臣言行录》,把高士奇、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列进去,"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还强娶五十岁的节妇为妾。四月十七日,大学士三宝、英廉等四十余人联衔,援大逆律请凌迟处死、亲属缘坐;同日上谕改为绞立决,家属加恩免其缘坐。他的著作与碑崖拓本,各省查禁销毁。(据《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己未;并参《清史十五讲》对该案的叙述。)
定罪的清单里有一条,我每次读到都要停一下:他自称「古稀老人」。
而"古稀天子",正是乾隆在这一年——七十岁这一年——给自己取的名号。
同一年,两个七十岁的老人。一个在热河接受万国朝贺,寿宴上摆了八十一场戏,最后以梅花炮收场,"名曰九九大庆会";另一个奉旨出塞到了热河,坐在一间后堂的椅子上,跟一个陌生国家的年轻书生说"出门便是同胞兄弟",把人家五世祖的字号认真收进怀里,说"当补阙遗"。八个月后,他因为想让自己的父亲进孔庙,被绞死了;而他的罪名之一,是他居然和皇帝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岁数。
朴趾源在八月九日写下那段对话的时候,距离尹嘉铨被绞还有八个多月。他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他者之眼"最锋利的地方:我们认识尹嘉铨,是通过《清高宗实录》的卷一一二九,是一个"狂悖"的罪臣、一场文字狱的注脚,一生被压缩进一份罪状。而在《热河日记》里,他是一个会在盛夏天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说"辛苦"的老人,会说"方今四海一家",会替一本诗综补一个朝鲜人的小传。
一个王朝用一纸判决给他定了罪,一个外国人用几百个字让他活了下来。
而朴趾源记录的那天下午,还有一件更值得记住的小事:他提到另一位在场的官员奇丰额——贵州按察使,庚寅科文魁——主动说了一句「弟亦朝鲜人也」。
一个在清朝做按察使的人,在一个朝鲜书生面前认领自己的朝鲜出身。这句话在新旧材料里我都没有找到旁证,只能按原文存疑记下。但它是那一天空气的味道:在一个刚刚开始用最严厉的手段处理"文字"的王朝里,热河的一间后堂中,一个满洲官员、一个致仕的大理寺卿、一个贵州按察使、一个没有官职的朝鲜秀才,正在讨论一本诗集里某个名字排错了行。
底本与版本。本文所引汉文原文,出自朴趾源《热河日记》(收入《燕岩集》卷十一至卷十七别集)。我用的是韩国成均馆大学"燕行录"数字档案(KCER,kcer.skku.edu,书号 YHR201312,朴趾源 1780 年本,五册)的电子文本,并以中文维基文库《热河日记》《燕岩集》校录本、韩文维基文库本互校。中文排印本可参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李佑成弁言、校点本);另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金在原《〈热河日记〉纪行》一书可作实地考订参照。
引文体例。《热河日记》原本即用汉文文言写成,故本文一律给出原文,括注为我的白话疏解,非他人译本。原书用字与今通行繁体或有差异(如「甎/磚」「竪/豎」「幷/並」),引用时随底本;个别明显的排印讹字(如"史国公"被误作"史国红")已在正文中标注。
第一层,天气、里程、住宿、物价、人名年龄这类当场记录,可信度最高。他逐日写"朝小雨,终日乍洒乍止"「是日行六十里」"宿沈阳",写一顿饭四十二文、一桌席十二两、八旗俸禄一百二十五万两,写七个商人的名字年龄籍贯——这些是他没有动机去编的东西。
第二层,涉及中国政治、制度的判断,要打折。他抄下的"一百二十五万两"是转述传闻(原文带"云"字),不是官府数字;他对"治法虽简"的评价、对姜女庙碑的驳斥,都混着朝鲜士人的理学框架,不能当清代司法的证据用。
第三层,凡属总体评价("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之类),应当直接当作修辞读。朴趾源写这部书的动机之一是把朝鲜骂醒,所以他一直在挑"我们不如人"的地方;他的赞美是有观众的,观众在汉城。
已知的风险点。其一,本文对银钱比价的换算(一两兑八百至一千文)是一般性的常识估计,《热河日记》原文中没有这个比价,凡是据此推出的"等于多少碗面"均为我的估算,已标为推测。其二,奇丰额自称"朝鲜人"一节,除《热河日记》本身外,我未找到旁证,故存疑照录。其三,尹嘉铨案的细节(罪名条目、四月十七日改判绞决、查禁书目)出自《清高宗实录》与清代法制史研究的转述,其中"悖逆文字一百三十余处"的统计口径在不同论著中略有差异。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本文对尹嘉铨在热河时的年龄(约六十九岁)与他与乾隆同为康熙五十年生人这一点,是根据生卒年推算的,并未在《热河日记》原文中出现——朴趾源只写了一个红纸名帖上的官衔。这个巧合极其漂亮,但它是我算出来的,不是他告诉我的。
最后一句留给方法。十三万字的燕行录里,最难看的部分是礼仪、名分、"华夷"。这些东西今天读起来干燥得像合同。但真正能穿越两百四十年留下来的,是那壶不能带出境的酒、那碗四十二文的面、那个把自己骡子让出来的四品官,和一个在热河后堂里说"出门便是同胞兄弟"的、八个月后会被绞死的老人。
前一类我们早已知道结论;后一类,只有在另一双眼睛里才保存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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