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张1953年的名片
《东京物语》(東京物語 / Tokyo Story),1953年11月3日在日本公映,黑白片,片长136分钟,松竹出品。导演小津安二郎。编剧小津安二郎与野田高梧——两个人坐在茅崎一家乡村旅馆里,写了103天。摄影厚田雄春,配乐斋藤高顺,剪辑滨村义康,美术滨田辰雄,制片人山本武。
主要演员:笠智众饰父亲平山周吉,东山千荣子饰母亲平山富子,原节子饰二儿媳平山纪子,山村聪饰长子平山幸一,杉村春子饰长女志泉,香川京子饰小女儿平山京子,大坂志郎饰三子平山敬三。
配角里有一张值得单独记住的脸:东野英治郎,他演周吉在东京的老同学。这名字今天的年轻观众多半陌生,但他后来成了《水户黄门》里那位"黄门大人",在日本电视上走了整整二十年。而副导演名单里还有个更响的名字——今村昌平,十一年后他凭《楢山节考》拿走了戛纳金棕榈。
评分:豆瓣9.1分(约十四万人打分),IMDb 8.2,烂番茄新鲜度100%。
影史排位更能说明问题。1992年英国《视与听》杂志影史十佳评选,它排第三;2002年排第五;2012年那一届,影评人票选第三,导演票选第一;2022年新的影评人百年百佳榜,它仍在第四。《电影旬报》1995年和2009年两度把它评为日本影史第一。2015年美国一个电影网站评"亚洲电影百强",榜首还是它。原始底片当年在横滨一间实验室的地下室被火烧毁过,松竹先后在2003年、2011年做过修复,2018年完成4K修复版并在戛纳首映,2019年进入上海国际电影节。
二、从尾道到东京,一趟只走了十天的探亲
尾道,广岛县濑户内海边上的港口小城。山一层一层堆着,房子跟着山往上长,山下是水道、船和铁路。
平山周吉和富子老两口住在这里。儿女早已散出去:长子幸一在东京开了间小诊所,长女志泉在东京经营美容院,三子敬三在大阪做事。二儿子昌二死在了战场上,留下妻子纪子一个人住在东京。真正守在身边的,只有还没出嫁的小女儿京子,在本地当小学老师。
影片开场,就是一串空镜:船,烟囱,山坡上的屋顶,晾着的衣服。然后镜头转进屋,两个老人在收拾行李。邻居从窗外探头打招呼,问去哪儿。老太太答:去东京,看看孩子们。
这趟旅行,他们盼了很久。行李里塞着给孙辈的礼物,还有一份当爹妈的期待——孩子们在东京,总该过得比父母想的更好些。
到了东京,事情开始往另一个方向走。
大儿子幸一是社区医生,诊所小,事情杂,本来说好周末带父母出门逛逛,结果出诊的传呼来了,他背着药箱就走了,出游取消。老两口在小诊所的二楼住了两天,孙子因为要腾出房间给爷爷奶奶睡,闹了脾气。搬到女儿志泉家,情况也没好转——美容院本来就转不开身,母亲客气到近乎卑微地表示,随便哪里都能睡。女儿嘴上热情,心里在算账。
东京的孩子们工作都忙,谁都抽不出整块时间。于是他们凑钱,把父母送去了热海,说是泡温泉、散散心。老两口住了两晚温泉旅馆,那地方整夜喧闹,麻将声、唱歌声不断,睡不着。第二天清早,两个人坐在防波堤上,看着海。老太太说:我们回去吧。老头儿说:嗯,回去吧。
那趟旅行,前后不到十天。
回程的路上,他们在大阪的三儿子敬三家停了一晚。母亲是那天晚上开始不舒服的。两人提前回了尾道。
之后发生的事情,我留一点给还没看过的人。这不是悬疑片,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反转;但我希望第一次看的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那一下打中的。我只能说,电影从这里开始,把"看儿女"这件事,换成了别的。
三、它讲的是什么:不是儿女不孝,是时间会把人推到各自的岸上
很多人第一次看完《东京物语》,会下意识替老两口生气——这些孩子怎么这样。
这正是小津不打算给你的答案。
他一生都不喜欢"激烈"。他说过,拍这部电影,是想写"日本的家族制度如何崩溃"。而"崩溃"这个词在他手里,一点都不轰烈。长子不是不孝,他是真的抽不出时间,诊所里的病人一个接一个,他连自己孩子都没空管。长女不是黑心,她只是被一间小小的美容院捆住了手脚,父母来住,意味着她的生意要停、房间要让、丈夫要应付。他们都在哭穷、都在忙、都在尽力——尽力到"把父母送去热海"已经算是他们能给的最体面的安排。
这才是电影最残忍的地方:没有人坏,事情照样会变成这样。
再往细处说,这部片子真正的题目,是"想象"的破产。对尾道的老两口来说,"东京"从来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证明——孩子们在那儿,就说明他们过得好。他们带着这份证明上了火车。等真的进了那间开在居民区里的小诊所、看见女儿的美容院小得转不开身,那份证明就一点点褪色了。全片最失落的一句话不是抱怨,是母亲在热海随口说的那句"我们回去吧"——回去,回到自己还说得上话的地方去。
顺便说一句片名。日文原名是「東京物語」,"物语"这个词在日语里分量很重,《源氏物语》《平家物语》《雨月物语》都用它。小津把一部镜头对着饭桌和玄关的家常戏,起了这么一个古典叙事的名号,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你:我拍的是史诗,只不过我拍的史诗,是一户人家的玄关。
小津把这种崩坏摊开来看,用的全是日常的小动作。女儿买给父母的点心是廉价的;母亲住在这里,说话总先加一句"给你们添麻烦了";老父亲在酒馆里和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喝到深夜,三个头发花白的男人聊起各自的儿子,聊着聊着,谁也没占到便宜,最后各自叹着气回家。这些戏里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句控诉,看完却比任何控诉都难受。
再说得深一层,它讲的其实不是代际,而是时间。人都要往前走,儿女要往自己的生活里走,父母要往老里走,两边的速度不一样,走着走着,就在不同的岸上了——不是谁把谁丢下,是水的方向本来就不一样。所以小津才把最温柔的一段留给了"外人":已故次子的遗孀纪子,一个在法律上已经和这个家没有关系的人,反而是东京唯一一个真正坐下来陪老人说话的人。
这不是道德褒奖,是更冷的一种观察——血缘不是纽带,共享过一段时间才是。
四、好在哪:四把钥匙
小津的摄影机几乎从不高于一个坐在地板上的人的眼睛——大约六十厘米,几十年如一日。这意味着:不许俯拍任何一个人。观众全程被按在榻榻米上,和这一家人同一个高度、同一个视角,谁也没有被居高临下地打量过,连孙子的哭闹也只是平视。
这个机位还带来一堆硬性工程量。因为镜头是仰着的,所有室内布景都必须真的搭天花板、装吊灯,不然画面顶端就是摄影棚的灯架。演员也不能随便走动——机位低,人一站起来就容易"出画",所以这部片子里,人们总是坐着说话、坐着吃饭、坐着告别。
举个例子:尾道家那截狭窄的木楼梯,在片中反复出现。摄影机就蹲在走廊一端,一动不动。谁在上楼,谁在下楼,谁站在梯口抬头往上看,全靠调度在这方寸之间解决。
而全片摄影机运动少到什么程度?通常的说法是:整部电影里只有一个摇镜,还是给了一个空镜。
英国电影学者诺埃尔·伯奇给了这种镜头一个名字——"枕镜"(pillow shot),借的是日本连歌里"枕词"的说法。它不推动情节,只用几秒钟让你看一眼晒着的衣服、冒烟的烟囱、船、云、山坡上的屋顶。
开场那一串尾道空镜就是。更妙的一处在热海:镜头先给你一片海边,浪一下一下拍着岸边,安静得能听见水声;下一个镜头切进旅馆,两位老人在嘈杂的房间里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它没有用一句台词去说"父母很失望",只是让前面那几秒钟的安宁,把后一场的喧闹顶得更难堪。
尾道老屋的那些空镜同样是靠"反复"起作用的:门口那段水道、晾在竹竿上的衣服、隔壁屋顶的烟囱,前面出现过一次,你知道那是家;等到影片后半段它们再出现时,同一块风景已经换了意思。小津从不给这些镜头加速,他就让摄影机多停两秒,把观众放进那种"什么也不会发生"的时间里——而这正是老两口在东京那十天里最真实的感觉。
原节子演的二儿媳纪子,从出场到结尾,脸上一直带着那种恰到好处的、礼貌的笑。她给老人做饭、带他们出门、陪他们说话,说话时永远微微前倾着身子。这个人物被演得像一层软垫,谁的情绪砸过来都接得住。
而全片她只有一次"破功"。老父亲把亡妻留下的手表递给她,劝她别再守着了,趁年轻往前走一步。她先是笑着推辞,然后笑不下去了,弯下腰,把脸埋进臂弯里哭起来。整部电影,只有她这样哭过一次。前面一个多小时所有的克制,都是为了这几秒钟。
东山千荣子演的母亲也一样。她所有的戏几乎都在替别人着想:说话先道歉,坐下先问"可以吗",儿女推来推去的时候,她永远说"哪里都行"。笠智众拍这部片时只有49岁,演的是一个七十上下的老人——他靠放慢每一个动作、让背塌下去、把尾音拖长,硬生生把自己演老了二十岁。这是全片最不显山露水、也最难的一段表演。
小津有一句话:"必须拿掉全部的戏剧性。"还有一句:"电影是剧情,不是事件。"最后一句更狠:"电影以余味定输赢。"
所以《东京物语》里几乎没有"事件"。一场接一场,全是吃饭、坐车、见面、寒暄、告别。没有闪回,没有配乐煽情,没有高潮。全片最重的一场戏,台词只有两句——
"我们回去吧。""嗯,回去吧。"
而最后,纪子和还没出嫁的京子有一场对话。京子气不过,说哥哥姐姐太自私了。纪子笑着说,可是人都会这样的,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忙。京子不服:那你怎么不一样?纪子停了一下,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有点让人失望。京子盯着她:你不也失望吗?纪子笑了一下,慢慢点头:失望。然后起身去收拾行李。
这一段里没有任何一句在讲道理,但整部电影要说的话,全在这里了。
结构上还有一处极容易被忽略的对称:整部片子的路线是"尾道—东京—尾道",火车把两座城市连起来,也把两套生活节奏连起来。去的时候,镜头里的火车是让人兴奋的;回来的时候,同一节车厢里的人已经不太说话了。小津不写转变过程,他只是让同样的东西在前后出现两次,让你自己去比。这部片子之所以看第二遍比第一遍更难受,就是因为第二遍你会不停地在后面那些平淡的镜头里,看见前面留下的伏笔。
至于配乐。斋藤高顺写的主题带着一点轻快的、进行曲似的调子,出现在开场空镜和转场里。第一次听会觉得奇怪——画面是两位老人收拾行李出门看儿女,音乐却是那样一副欢天喜地的腔调。但多看一会儿就懂了:那点轻快是属于出发的,属于他们对这趟旅行还抱着想象的那一刻。而全片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安静到能听见火车进站、船鸣汽笛、邻居在窗外招呼。音乐用得越少,用出来的时候越狠。
五、小津安二郎:一个和母亲住了一辈子的人
小津安二郎生于1903年12月12日,东京深川,家里做肥料批发生意。少年时代被送去三重县松阪的寄宿学校待过几年,那段日子里他最大的消遣是泡在电影院看美国片,刘别谦和卓别林是他的启蒙。
1923年,他进松竹蒲田摄影所当场记;1927年拍出处女作《忏悔之刃》。1930年代是他的喜闹剧时代——一群以孩子为主角的片子,《我出生了,但……》(1932)、《心血来潮》(1933)、《东京之宿》(1935)、《独生子》(1936)。那个时期他镜头下的东京还是贫民区,还笑得出来。
1937年,他应征入伍,被派到中国战场,1939年退伍回国;1943年又被派去新加坡拍片,片子没拍成,战争就结束了,1946年才被遣返回国。那一年他四十三岁。
回国之后的他,变了。1949年的《晚春》,原节子演女儿,笠智众演父亲,"女儿出嫁、父亲独留"这个母题第一次出现;之后是《麦秋》(1951)、《茶泡饭之味》(1952)。
然后是1953年的《东京物语》。
看清它在小津作品里的位置,只要看前后两端就够了。往前看,他拍了二十多年孩子、穷人、喜闹剧和嫁女儿;往后看,是《东京暮色》(1957)、《彼岸花》(1958)、《秋日和》(1960)、《小早川家之秋》(1961)、《秋刀鱼之味》(1962)——越来越静,越来越哀,一部比一部像黄昏。
《东京物语》就卡在这个转折点上。它是他所有旧题材的汇合处:家庭、东京、父亲、嫁娶、代际,全都在这136分钟里抵达了最成熟的样子。也正是从这部开始,他不再需要任何戏剧性的桥段——因为他已经能只靠一顿饭、一次下楼、一句"回去吧",就把人的一生说完。
时代这一层也该补上。1953年,战后第八年。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刚刚拿回主权;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刚刚结束;NHK的电视在1953年2月1日开播,当时全东京的电视机数量少得可怜,看电影仍是普通人最重要的娱乐。更关键的是1947年生效的新民法——它废除了旧的"家"制度,长子继承、父母与长子同住,这些沿用了几百年的规矩,在法律上被一笔勾销了。
于是战后这七八年,成千上万个日本家庭都在经历同一件事:年轻人往东京、往大阪跑,老人留在原地。小津家也是这样——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1962年母亲去世,第二年,1963年12月12日,也就是他六十岁生日那天,他因颈部肿瘤离世。他葬在镰仓圆觉寺,墓碑上只刻了一个字:無。
六、观影提示
什么时候看。 不要挑深夜困倦的时候——前四十分钟是极慢的日常,精神不好会误以为"没有情节"。最好的时间是周末下午,确定接下来两个多小时不会被打断,一次看完。这部片子最忌讳分三天看,它的力量全靠铺垫慢慢蓄起来,中断一次就散一次。
看之前要不要做功课。 不要。别先读影评,别先看剧情梗概,知道"低机位"和"枕镜"这两个词就够了,不用理解。这部片子对观众唯一的要求是耐心,不是知识。
版本。 片长常见的说法是135到136分钟,属于不同版本计法差异,不用纠结。建议找2018年4K修复版(2019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即是此版),现在主流的蓝光与线上版本大多以此为底本。另外:黑白片千万别在户外强光下用手机看,也别开鲜艳模式,灰阶全废。
几个值得留意的细节。 一,注意"楼梯"。尾道老屋那截木楼梯是全片最重要的空间,谁上楼、谁下楼、谁站在楼下抬头看,每一次都有安排。二,注意"手表"这个道具,它出现两次,第二次出现时分量完全不同。三,注意片中出现的横幅标语,那几幅字都是导演小津安二郎自己写的。四,注意声音——火车、船笛、邻居的招呼,这些环境音在小津这里不是背景,是节拍器。
关于二次观看。 第一次看,你多半会站在父母那一边,觉得委屈。第二次看,你大概会开始看见儿女那一边的难处。到了第三次,你可能只想给家里打个电话。这三层是这部电影最狠的地方:它从不说谁的错,只是让你一年一年地、慢慢地把所有人都原谅一遍。
关于情绪准备。 如果你父母年纪已经大了,或者你自己正在外地工作、一年回去一两次,最好挑一个白天看——不是因为片子吓人,是因为它太像真的。看完别急着做别的,给家里打个电话,哪怕只聊三句。
可以配着看。 想看小津另一面,接《晚春》或《秋刀鱼之味》。想追这个题材的源头,可以看莱奥·麦卡雷1937年的《明日之歌》(Make Way for Tomorrow)——据记载,当年是编剧野田高梧看过这部美国片之后,向小津提议了类似的题材,而小津本人始终没看过它。
七、一句推荐语
如果你这辈子只打算看一部没有坏人、没有反转、没有高潮,却能让你在最后二十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电影——就看《东京物语》,最好在一个有阳光的下午,看完给家里打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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