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家庭的抽屉里都有一个铁盒,或者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上次看病没吃完的药。
最常见的那几板药,往往被家人统称为一个词:「消炎药」。
这个称呼出现的场景几乎是可以预演的。孩子发烧、流鼻涕、咳嗽三天,家里人会说「吃点消炎药吧,别拖成肺炎」;老人咳了一周没见好,邻居会说「去挂两天水,加点消炎药就好得快」;有人牙疼、嗓子疼,第一反应也是翻那个盒子。如果有人提醒一句「感冒是病毒,抗生素没用」,得到的回答常常是:「我知道,我说的就是消炎药,消炎的。」
问题就藏在这个回答里。在这套日常语言中,「消炎药」和「抗菌药」被默认是同一件事;而在医学语言中,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抗炎药——真正意义上的消炎药,指抑制机体炎症反应的药物,比如布洛芬这类非甾体抗炎药、泼尼松这类糖皮质激素。它们的作用靶点在人体自身的炎症通路。
抗菌药物(包括抗生素)——作用靶点在细菌身上: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干扰细菌的蛋白合成、阻断细菌的核酸复制。
普通人几乎不会区分这两件事,因为它们经常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景里:嗓子发炎红肿(炎症表现),如果是细菌造成的,抗菌药物把细菌杀掉之后红肿自然消退。看到「吃了药,红肿好了」,大脑就会把因果关系记成「这个药是消炎的」。这是一个很自然、但也很深远的认知捷径。
要理解这个词的错位,得回到抗生素是怎么进入中国人生活的。
1928 年 9 月,伦敦圣玛丽医院的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度假回来之后,发现一个培养皿被青霉菌污染了,而青霉菌周围的葡萄球菌被溶解掉了。他给这种物质起名叫青霉素。这件事后来被反复讲述,但真正让青霉素变成药的,是 1940 年牛津的霍华德·弗洛里、恩斯特·钱恩和诺曼·希特利团队的提纯工作,以及 1941 年 2 月首次用于一位因玫瑰刺划伤而感染的伦敦警察。1945 年,弗莱明、弗洛里、钱恩三人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青霉素进入中国的过程,比教科书上写的更曲折。抗战期间药品被封锁,1944 年,在昆明的中央防疫处在汤飞凡的主持下制出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批青霉素,产量以当时的单位计极其有限,只能供极少数病例使用。直到 1953 年 5 月,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青霉素,中国才第一次有了成规模的抗生素工业。
1950 到 1970 年代,中国民间能接触到的抗感染药物种类不多。那个年代,一批磺胺类和早期抗菌药物的中文商品名、俗称里带着「消炎」二字,药店柜台和口口相传之中,「消炎」逐渐成了这类药物的通用别名。抗菌的和抗炎的,在名字上被焊在了一起。
真正让人记住这种药有两面的,是「四环素牙」。四环素在上世纪 40 年代问世,1956 年科学界才发现它会导致牙齿变色和釉质发育不良。但在中国,这个问题直到 1970 年代中期才被普遍重视,此后才开始限制对孕妇和 8 岁以下儿童使用。上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因此在牙齿上留下了一份集体的时代印记。这件事说明的并不是「药物可怕」,而是一件更朴素的事:一个药的用法,常常要等十几年,才被后来的证据重新校准。
名字的错位此后不断被新的说法加固。1990 年代到 2000 年代,「输液好得快」「消炎药加量效果好」是许多人的经验共识;2004 年国家就规定处方类抗菌药物必须凭处方在药店购买,但不少地方的执行并不到位,很多人依然能轻易买到;药店柜台上,一盒一盒的抗菌药物摆在最方便拿到的位置。
2011 年 4 月,当时的卫生部下发《2011 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最严厉的抗生素整治」。文件里给的是硬指标:三级医院抗菌药物品种原则上不超过 50 种,二级医院不超过 35 种;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不超过 60%,门诊患者抗菌药物处方比例不超过 20%,使用强度力争控制在 40 DDD 以下;I 类切口手术预防用药比例不超过 30%。同年 11 月,当时的医政司副司长赵明钢在发布会上说,这项整治以三年为一个周期。2012 年 8 月 1 日,《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正式施行。
值得记住的是当时一位研究者的话。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肖永红,长期做抗菌药物使用调查,2012 年他对媒体说,「行政部门不可能天天去查,所以去查的那段时间会很好,不查的时候会反弹」。这句话至今仍然是对所有运动式治理的中肯提醒。

这是本文最需要耐心的一节。关于「感冒吃消炎药」,流传的说法很多,但它们在证据上的地位完全不同。把它们混在一起谈,是这一话题里最常见的错误。
细菌感染用抗菌药物有效。 这句话不需要辩护。链球菌性咽炎、细菌性肺炎、尿路感染、败血症、部分中耳炎,抗菌药物在这些情形下的价值有大量随机对照试验和临床实践支持。任何把「少吃抗生素」讲成「抗生素没用」的说法,都是把话题推向了另一个错误方向。
对健康人的急性支气管炎(那种感冒后咳嗽一两周、有痰但不发烧很高的咳嗽),抗菌药物的获益非常有限。 这是证据最清楚、也最反直觉的一条。Cochrane 图书馆 2017 年更新的系统评价(Smith SM 等,CD000245)汇总了 17 项随机对照试验、共 5099 名参与者,结论是:抗菌药物组的咳嗽持续时间平均只比对照组短 0.46 天——在病程本身平均 8 到 10 天的背景下,大约就是半天。而「临床改善」这个更综合的指标,两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同时,抗菌药物组的不良反应明显更多(恶心、呕吐、腹泻、头痛、皮疹),风险比 1.20,也就是说平均每 24 个人用药,就会出现 1 例额外的不良反应。
换句话说:为了一场十来天的咳嗽,去换半天的舒服,同时承担更高的肠胃不适风险——这笔账并不划算。这项评价的作者还特别留了一句话:对于体弱、高龄、合并多种慢性病的人,抗菌药物可能有一点作用,但这部分人恰恰在现有试验里人数很少。这就是证据的诚实边界。
普通感冒使用抗菌药物无效。 Cochrane 关于普通感冒的系统评价(Kenealy 与 Arroll)同样没有发现抗菌药物能缩短病程或减少并发症,反而增加了不良反应。
「哪些感冒会继发细菌感染、怎么提前识别」——目前不清楚。 临床上没有一个简单实用的检查能把细菌性支气管炎和病毒性支气管炎一眼分开,这也是 Cochrane 评价里明确写下的困境。血常规、C 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这些指标是有用的参考,但它们不是判决书,不同年龄、不同病程下的判读差别很大。
「体弱老人用抗菌药物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净获益」——证据不足。 前面那项评价专门指出来:高龄、有多种慢性病、身体虚弱的人群,在已完成的随机试验里代表性很弱。这类人恰恰是临床上最纠结的一群。真实的答案是:还不清楚,需要更多研究。
「中国每年到底消耗多少抗生素」这类数字——口径不清。 十几年来,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中国每年抗生素产量 14.7 万吨,其中 3 万吨出口,人均年消费 138 克,是美国的 10 倍。这个数字在 2009 到 2012 年间被大量引用。但它的问题在于口径:它来自某一年对产量的行业估算,把兽用和人用混在一起,把产量和实际摄入量混在一起,也没有说明统计范围。它可以说明「规模很大」这个方向,但无法直接换算到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这种数字时,更稳妥的态度是记住它指向的问题,而不是记住它的具体位数。
「抗生素能预防感冒变成肺炎」——已被否定。 这是最需要说清楚的一条。多项随机试验和系统评价都没有发现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能降低呼吸道感染的并发症发生率。抗菌药物不能「守门」,它只在细菌已经造成感染时才有用武之地。
「症状一好就停药,或者一定要吃完整个疗程」——医学界内部正在修正的一条教条。 这条很有代表性。2017 年,Llewelyn 等人在《英国医学杂志》(BMJ)发表文章《抗菌药物的疗程该结束了》,指出「必须服满整个疗程,否则会产生耐药」这一被写进教科书几十年的规则,缺乏直接证据支撑。文章把这条规则的出处一直追到了 1945 年弗莱明的诺贝尔演讲——他在演讲中提醒,剂量不足时细菌可能产生耐药性。这个提醒本身没有错,但后来被简化、放大,写进教材,变成了一条谁也不敢违反的教条。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场学术争论,不是给患者的操作指南。 不同感染类型对疗程的要求差别很大——有的感染短疗程同样有效,有的感染疗程不足确实有复发风险。目前主流临床指南还没有全面改成「症状好转就停」。所以对这一条,正确的理解是:「必须吃完」这句话的绝对性被高估了,但停药与否仍然要由开药的医生根据具体感染来判断,而不是由患者凭感觉决定。
「吃点消炎的,把炎症压下去病就好了」——概念上不成立。 炎症是身体在应对问题的表现,不是问题本身。把炎症强行压下去,如果原因没解决,只是把警报关掉了。
证据不是无条件成立的,把边界讲清楚,比把结论讲得更响更重要。
第一,上面那些「抗菌药物获益有限」的结论,主要来自健康成年人。 前面反复提到的那项 Cochrane 评价里,作者明确说:体弱、高龄、有多种慢性病的人,现有试验里纳入得很少,可能要另做判断。新生儿、婴幼儿、孕妇、免疫功能受抑制的人(如正在化疗、器官移植后、长期用糖皮质激素者),感染风险与表现都不同——对这些人群的判断,不能照搬健康成年人的结论。
第二,中国的耐药数据不能只看一个数字,要看口径。 目前国内有两套常被引用的监测体系:
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CARSS,隶属国家卫健委)2023 年报告中,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N)的检出率是 10.8%;而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网(CHINET,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主导)2024 年度报告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是 22.6%、对美罗培南是 23.4%。
同一个现象,10.8% 和 22% 两个数字,看起来像是矛盾。实际上它们口径不同:一个统计的是「符合多重耐药综合定义的菌株占比」,另一个统计的是「对某一个具体药物耐药的菌株占比」;监测医院的构成也不同,CHINET 的成员更多是大型教学医院和重症集中的病区。所以正确的读法是:这两个数字不是互相打脸,而是各自回答了一个不同的问题。看到任何一个单一数字就下结论,都是过度解读。
同一年代的报告里还有几个值得放在一起看的数据:MRSA(甲氧西林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近年缓慢下降,从 2014 年的 36% 降到了 28% 上下;三代头孢耐药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仍在 48% 左右的高位;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长期在六成上下,是医院内感染中最难处理的一类。也就是说,耐药形势在不同菌种上是分化的,笼统说「越来越好」或「越来越糟」都不准确。
第三,区域差异极大。 2020 到 2024 年的全国监测数据显示,CRKP 检出率在不同省份可以从不到 1% 到超过 25% 不等,重症监护病房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普通病区。这意味着「耐药」的严重程度与你在哪里、住在哪个科室高度相关,全国平均值对个体的参考价值有限。
第四,耐药是群体问题,个体少吃一次药的收益很小。 一个人这次没吃抗菌药物,自己几乎不会有什么感知;但一个地区几年里少开几十万张处方,耐药菌的比例是能测出变化的——2011 年以来的官方监测数据显示,医院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从 2011 年的 59.4% 降到了 2024 年的 32.5%,门诊患者使用率从 16.2% 降到了 7% 左右。这种变化靠的是无数个「这一次不用」,而不是某一次惊天动地的行动。

下面这些都不是剂量建议,而是可以自己掌握的原则。
第一,把两个词分开说。 遇到有人推荐「消炎药」,可以顺口问一句:是抗细菌的,还是抗炎的?这个问题本身就能避免很多误会。语言习惯改一点,判断就会跟着改。
第二,病毒性疾病的处理核心是时间和支持。 普通感冒、多数急性支气管炎、流感,这类病程本身有自限期,处理的重点是休息、补液、缓解症状,以及观察有没有往坏处走。抗菌药物在这里不承担角色,不是因为它在别处没用,而是因为它对病毒没有作用靶点。
第三,处方药的决定权在医生,不在药箱。 不给家人自行服用家里的存货,也不把上次剩下的药留给下次——药物有适应证、有效期和储存条件,剩余的药片并不能对应新的病情。同时,也不必因为医生没开抗菌药物就觉得被敷衍,「不开」通常是一个需要判断力才能做出的结论。
第四,用药过程中的任何不适,反馈给开药的医生。 出现皮疹、明显腹泻、呼吸困难等情况要及时说,不要自己默默停药或换药——疗程和停药的决定权在医生手里。
第五,少用一次和该用必须用,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不带成见地看待抗菌药物:细菌感染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不用。把它当成「洪水猛兽」而拒绝必要的治疗,也是一种风险。
第六,有一部分预防根本不靠药。 洗手、通风、咳嗽时遮挡、按推荐接种疫苗、生熟食品分开处理、伤口及时清洁处理——这些措施减少的是「感染会不会发生」,而抗菌药物处理的是「感染已经发生了」。前者更根本。
第七,别忽略另一半。 抗菌药物的使用不只在人身上。兽用抗菌药的减量使用,与人类合理用药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入口。个人能做的,是把肉类彻底做熟、处理生肉后洗手。
抗菌药物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本质上是判断「这到底是不是细菌感染、严重到什么程度」。下面这些信号,是提示需要由专业人士来评估的情形。具体的观察期长短因病种和年龄而异,不在这里给出统一的天数。
呼吸道相关的: 发热持续不退,或者退了之后又烧起来;呼吸变得费力、说话时有气不够用的感觉;胸口疼痛,尤其是吸气时加重;咳出血;嘴唇或指甲颜色发青。
全身状态相关的: 精神状态明显变差、异常嗜睡或叫不醒、说话前后不搭;剧烈头痛同时伴有呕吐、怕光、脖子发硬;皮肤出现按压不褪色的红点或瘀斑;尿量明显减少。
儿童需要格外注意的: 精神萎靡、不愿进食、哭声异常或异常安静;呼吸比平时明显急促;前囟门膨出;出现抽搐。
老年人需要格外注意的: 老年人感染时常常不发烧,或者只表现为「突然变得糊涂」「不想吃饭」「一天到晚想睡」「原来能走路突然走不动」——这类非典型表现比发热更需要警惕。
局部感染相关的: 伤口周围的红、肿、热、痛在一天天加重,有脓液或异味;牙痛伴随面部肿胀或张口困难;耳痛伴随耳道流液或听力下降;咳嗽或腹泻带血。
用药之后出现的: 皮疹、面唇肿胀、呼吸困难(需要立即就医);用药后出现严重或持续的腹泻。
最后一句话留给判断本身。这个栏目写到这里,想说的其实不是「抗菌药物不好」或者「感冒不用吃药」,而是一件更平淡的事:一个叫错了七十多年的名字,让几代人在脑子里把「抗细菌」和「抗炎症」合并成了一件事,而合并之后,判断就失去了落点。把这两个词分开,剩下的判断才有机会交给证据、交给医生、交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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