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份血样与一条胶片：DNA 指纹第一次走进法庭

一、两条相隔三十二个月的小路

1983 年 11 月 21 日，英格兰中部莱斯特郡的纳伯勒村（Narborough），一个叫琳达·曼（Lynda Mann）的 15 岁女孩傍晚出门去朋友家。第二天早上，她被发现死在村边一条被人叫作"黑石径"（Black Pad）的小路上。她遭到强奸后被杀害。

案子没有破。警方在现场取得了精液样本，也排查了村里和附近的人，但 1983 年的英国法庭科学能回答的问题太少。当年能做的检验是 ABO 血型和几种红细胞酶型（比如 PGM、GLO 这类），它们只能把人群切成几个大块：样本大概是"某血型、某酶型"，能覆盖人口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这种结果可以用来排除一个人，却永远不能用来指定一个人。它是一块只能告诉你不属于哪张脸的手帕。

三十二个月之后的 1986 年 7 月 31 日，邻村恩德比（Enderby）附近一条叫"十镑巷"（Ten Pound Lane）的路上，另一个 15 岁的女孩道恩·阿什沃思（Dawn Ashworth）被发现死在路边。同样是强奸后杀害。两个村子相距不到两英里。

两处现场都留下了精液样本。检验科能告诉警方的仍然是那几句老话：血型相同、酶型相同。至于这两个案子是不是同一个人干的，没有人能说。它们被当成两起案子摆着，唯一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是办案人员心里说不出口的一种直觉。

真正把这两条小路缝到一起的，是一张胶片。而这张胶片，本来跟犯罪毫无关系。

二、当时的法律环境：口供的时代，和一个刚好生效的新法

1986 年 8 月，道恩案发一个月后，警方抓了一个人：17 岁的理查德·巴克兰（Richard Buckland），恩德比一家医院的搬运工。在长时间的讯问之后，他承认了道恩·阿什沃思一案。按当时英国侦查的传统，这基本就等于结案了——有了供述，案子就有了主心骨。

这里必须放一个时间坐标。1984 年，英国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1984，通常简称 PACE）。这部法要限制的正是巴克兰经历的那种讯问：它规定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羁押必须由独立的羁押官负责并记录在案、讯问过程要留痕（讯问录音从 1990 年代起全面推行）。但 PACE 是 1986 年 1 月 1 日才生效的——道恩案发生在它生效半年之后，而巴克兰被讯问的方式，仍旧是旧传统的惯性。后来很多年里，这部法被称为英国刑事司法最重要的一次转向，而本案恰恰站在那次转向的门槛上：一边是口供，一边是科学，两者第一次正面相撞。

还有一条法律细节，决定了后面那些反常识的事为什么发生。依 PACE 关于取样权的规定（第 61 至 63 条），警方采集指纹、掌纹这类"非私密样本"的权力相对宽松，但血液、精液、口腔拭子、尿液属于"私密样本"：没有本人同意，只能在上级警官书面授权、且限于特定的严重可逮捕罪行的条件下才能强制采集。换句话说，1986 年的莱斯特郡警方，法律上并没有权力命令一个村子里的男人排着队交出自己的血。

至于科学证据能不能上法庭，英格兰法和美国不一样。美国 1923 年 Frye 案确立的"普遍接受"（general acceptance）标准有明确的成文框架，英格兰则主要靠在个案里由法官裁量：一项新方法只要法官认为原理可靠、由有资格的人操作、没有超出其专业范围，就可以采纳。所以杰弗里斯要面对的不是法律上的门槛，而是事实上的门槛——他得让法庭相信，一套从未在任何法庭上出现过的黑色条带，比一份签字画押的供述更值得相信。而这个门槛在 1986 年看起来高得离谱：指纹虽已用于办案近百年，但比对仍然靠人眼在卡片上逐点标记，英国也从未采用过"必须凑够多少个特征点"的硬性标准；笔迹鉴定、足迹比对同理，都是"专家凭经验说是"。口供，在那个年代是唯一能让陪审团不必猜测的东西。

三、事实与证据是怎么被认定的

1984 年 9 月 10 日，莱斯特大学遗传学系的亚历克·杰弗里斯（Alec Jeffreys）在实验室里做一件与犯罪无关的事：他在研究人类肌红蛋白基因附近一段反复重复的"小卫星"序列。那天他对比不同人的 DNA 电泳图，发现这段重复序列的长度和分布因人而异——除了同卵双胞胎，几乎不重复。他后来反复讲，那个发现是"周一早上九点零五分左右"落到他眼前的。

方法说起来并不玄。用限制性内切酶把 DNA 切成不同长度的片段，让它们在一张凝胶里按长度跑开，再通过 Southern 印迹转移到薄膜上，用放射性标记的探针去"认"那段重复序列，最后压上一张 X 光胶片做自显影。结果是：每个人的泳道上留下的一串黑带，位置各不相同，像超市商品上那条粗细不一的条形码。1985 年，他把这套方法写成论文《个体特异的人 DNA 指纹》，发表在《自然》上。同年，这套方法第一次被带进法庭——不是刑事案件，而是一桩英国家庭的移民争议：一个来自加纳的家庭被质疑男孩不是亲生的，杰弗里斯用 DNA 证明了母子关系。那是 DNA 指纹在法庭上的第一次出场，安静得很。

1986 年 8 月，莱斯特郡警方找上了他。他们送去的样本让杰弗里斯得出了两个结论，两个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第一，道恩案现场的精液样本与琳达案现场的精液样本，DNA 图完全一致。这意味着两起相隔三十二个月的案子是同一个人干的——在此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能把两案连起来。这是"串并案"这个概念第一次有科学依据，而不是靠办案人员的直觉。

第二，这张图和巴克兰的血样不符。一个已经被羁押、已经供认了其中一案的 17 岁青年，被一条胶片清白了。

1986 年秋天，巴克兰被释放，对他的所有指控被撤销。他成了英国第一个被 DNA 证据排除的嫌疑人。他此前作出的供述，随之被撤回——一件纸面上几乎要结掉的案子，被一条胶片翻了过来。

抓到"同一个陌生人"之后，摆在警方眼前的是一道更冷的算术题：凶手就在这两个村子里，可他是谁？他们做了一个此前没有先例的动作——向纳伯勒与恩德比一带所有 16 至 34 岁的男性发出"请求"，请他们自愿提供一份血样。从 1986 年 11 月到 1987 年 8 月，约五千名男性被要求配合，最终四千五百余人交出了样本。杰弗里斯被请来做比对，一张一张地跑。他后来在访谈里形容，这项工作本质上是一次"没有法定授权的全民取样"：警方没有强制权，靠的是一种温和的压力——配合的人拿到一张写着"已排除"的卡片，不配合的人，名字会被留在名单上。

血样跑掉了几千份，没有一份匹配。案子卡在了那里。

转折来自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细节。1987 年 8 月，一个叫伊恩·凯利（Ian Kelly）的男人在酒吧里向人吹嘘：他替同事去采了血。他的同事名叫科林·皮奇福克（Colin Pitchfork），27 岁，住在利特尔索普（Littlethorpe），是一家面包店的工人。皮奇福克把采血通知给了凯利，让凯利冒他的名去交一份样本。酒吧里一位女性听到了这段吹嘘，报了警；警方找人录了音。

1987 年 9 月 19 日，皮奇福克被逮捕。他的血样与两处现场的样本匹配。1988 年 1 月 23 日，莱斯特刑事法院判处其终身监禁，法官建议的最低服刑期为 30 年。他在庭上认了罪。

有一个细节常被忽略，但它其实是本案最专业的部分：杰弗里斯在准备证据时，坚持只提供他能在实验室里证明的东西。他一直反对在法庭上给出"百万分之一"这类吓人的分母——因为那类数字来自某个特定人群的数据库，换一个群体就不成立。他给出的，是"两案为同一人"和"该人与被告一致"这两条可以被复核的路径。这种克制在当时显得书生气，后来却成了科学证据进入法庭的一个规矩。

四、判决的代价与意外后果

先算一笔账。为了抓一个凶手，约五千个从未犯罪的人被要求交出自己最私密的身体信息，四千五百余人交了。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法律义务这么做，也没有人会在事后收到一份写着"你的样本已销毁"的通知——因为在 1986 年，销毁期限这件事根本不在任何人的考虑范围内。警方自己都没有预料到，他们花掉的这笔"合作成本"，日后会成为整个欧洲隐私法争论的起点。

第二个后果更直接。皮奇福克案证明了"把所有人采一遍"是可行的，于是这件事就从一次变成了常态。1995 年，英国建立了国家 DNA 数据库（NDNAD），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 DNA 数据库。它的内在逻辑，正是 1986 年恩德比那次筛查的逻辑：把一次性的比对准，变成可以无限次重复的比对。到 2000 年代中期，这份档案的规模已经超过四百万份。

然后问题来了：档案里装的，不只是罪人。依 2001 年之后扩张的授权，英国警方可以无限期保留被捕者——包括被逮捕后从未被定罪、后来被释放的人——的指纹和 DNA。2001 年，一个 11 岁的男孩（案件中代号 S）和一个成年人迈克尔·马珀（Michael Marper）分别被逮捕，两人都没有被定罪，但他们的指纹与 DNA 被永久保留，并且拒绝销毁。他们把英国政府告到了欧洲人权法院。

2008 年 12 月 4 日，欧洲人权法院作出判决：英国无期限保留无罪者的指纹与 DNA，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私生活受尊重的权利）。法院的逻辑很朴素：一个人被证明无罪之后，制度还把他长期留在"可能有问题"的名单里，这是一种不成比例的干预。判决作出时，英国的 DNA 数据库里已有超过四百万份档案，其中包含大量从未被定罪的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这一判决直接推着英国改了法。2012 年的《自由保护法》（Protection of Freedoms Act 2012）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未被定罪者的 DNA 样本与图谱必须有期限——成年人一般保留 3 年（特定情形可延长至 5 年），未成年人 3 年；指纹同理；到期销毁。这是从 1986 年那次筛查开始的这条线上，第一次有人替"交出血样的人"划了一条底线。

与此同时，这项技术长出了它的另一张脸。1980 年代末起，DNA 开始被用于推翻旧案。1989 年，美国的"无辜计划"（Innocence Project）成立，专门用 DNA 复核已经被定罪的案件；到近年，全美已有三百多起定罪被 DNA 证据推翻，其中不少案子原先定罪的依据同样是一份供述。用于构陷与用于开脱的，是同一种技术、同一张胶片。

至于皮奇福克本人，此后几十年里，他的每一次假释听证都会把纳伯勒和恩德比重新拉回公众眼前一次。对那两个家庭而言，制度上的每一次"程序修正"，都发生在伤口结疤之后。

五、这套规则后来改了什么

第一，它把"证据"从"人的话"往"物的记录"上推了一格。皮奇福克案第一次用科学证明了两起案子出自同一人，这件事本身比抓到人更重要：从此外观上毫无关系的案件，可以被一条 DNA 连起来。今天所说的"串并案"、后来英国和美国发展出的"家族搜索"（在数据库里找那些与现场样本高度相似的近亲），都是从这一步长出来的。

第二，它把"一次调查"变成了"永久档案"，也就逼出了"保留多久"这个立法必答题。1995 年英国的全国数据库是起点，2008 年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是一个参照，2012 年英国的三年期限是一次落地。此后各国在建立自己数据库时，几乎都要在法条里写清保留期限、销毁义务和取样对象的范围。

第三，它逼着法庭学会处理统计。当年杰弗里斯拒绝给出"百万分之一"这类数字，理由是分母依赖于某个特定人群，换个群体就不成立。这种谨慎后来变成了规则的一部分：在法庭上该交代的不是一个惊人的分母，而是方法、误差范围、以及用来做比对的那个数据库是由谁组成的。

第四，它留下了一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道德算式。为了抓一个凶手，让五千个无辜的人交出血液，这件事在结果上被证明是"值得的"——因为凶手确实在里面。但欧洲人权法院 2008 年那句判决提醒的是另一面：制度不能因为一次成功，就把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的样本。这两种逻辑到今天还在打架，只是争的不再是胶片和条带，而是档案该存多久、采样该找谁、罕见遗传病会不会被顺带查出来。

纳伯勒的那两条小路如今还在。真正被改写的，是走过它们的人被记录下来、被保存下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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