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的滋味》：他挖好一个坑，然后用一整个下午寻找愿意埋他的人

一、一张十二万美元的账单

先把这部片子的"身份"交代清楚。

片名：《樱桃的滋味》。波斯语原名 طعم گیلاس（Ta'm-e Gilās），英文通名 Taste of Cherry，中国香港译作《樱桃之味》。

年份：1997 年。国别：伊朗与法国合拍。

导演、编剧、制片、剪辑四项全部由一个人署名——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在他这里，"作者电影"不是一句宣传语，是字面意思：这部电影从想法到剪辑台上最后一个切口，都是他一个人的。

摄影：赫玛永·佩瓦尔（Homayun Payvar）。出品方是阿巴斯自己的制片公司和法国的 CiBy 2000。

主演四人，其中只有一个算是"有点名气"的：赫玛永·厄沙迪（Homayoun Ershadi）饰 巴迪先生；阿卜杜拉赫曼·巴赫里（Abdolrahman Bagheri）饰 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动物标本剥制师巴格里；萨法尔·阿里·莫拉迪（Safar Ali Moradi）饰 一名库尔德士兵；米尔·侯赛因·努里（Mir Hossein Noori）饰 一名阿富汗来的神学院学生。

片长 95 分钟。画幅 1.66:1，单声道。制作成本约 12 万美元——在今天的好莱坞，这笔钱大约够拍三十秒。

首映是 1997 年 5 月的戛纳电影节，同年 11 月 26 日在法国公映。

评分方面得说实话，它不是一个"人人都打高分"的电影：豆瓣 8.0 到 8.1 之间浮动（大约五万人打过卡），IMDb 7.7，Metacritic 80 分，烂番茄新鲜度 83%。

荣誉是它最硬的一块招牌：第 50 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而且那一届是罕见的"双黄蛋"——它和日本导演今村昌平的《鳗鱼》并列拿奖。直到今天，阿巴斯仍是唯一一位捧过金棕榈的伊朗导演。

顺便交代一件事：这部片子在国际上吵得很凶。芝加哥的罗杰·艾伯特给了它四星制里的一星，把它列入自己"最讨厌的电影"名单；而同城的乔纳森·罗森鲍姆给了四星满分，称它是杰作。同一部电影，两位顶级影评人给出完全相反的评价——这本身就说明它不是一部让人无感的片子。

二、一个下午，三个乘客，一个已经挖好的坑

故事发生在一个白天和紧接其后的那一夜。

巴迪先生是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开一辆越野车，住德黑兰的高层公寓，衣着干净，看起来并不落魄。但他心里有一件事已经定了：他要死。他已经在德黑兰北面、厄尔布尔士山南坡的一片荒坡上，找了一棵樱桃树，在树下挖好了一个坑。他打算吞安眠药，然后躺进去。

问题在于后半截。他需要的不是医生，也不是警察——他需要一个人，在他死后把土填上。他会付一大笔钱。

于是整部电影的主体，就是他在德黑兰郊外的土路上开车转圈，一个接一个地问陌生人：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先是工地上的工人，路边等活儿的年轻人。他用"我这儿有个活儿，钱不少"的方式开头，没人听懂。上了车、听明白之后，第一个下车的是个库尔德士兵——年轻，害怕，几乎是从车上逃下去的。第二个上车的是个阿富汗来的神学院学生，年纪稍长，认真、固执，他用教义劝巴迪：自杀是罪。两个人在车里说了很久，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三个上车的是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土耳其裔，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做动物标本剥制师，他的孩子在生病，他需要钱。

这个人名叫巴格里。他先是劝，劝不动，最后勉强答应了这笔交易。

他们约定得很具体：第二天清晨六点，巴格里到那棵樱桃树下来，喊巴迪的名字两遍，往坑里扔两块石头。如果巴迪还活着，会有回应，他就把巴迪拉上来；如果没有回应，他就填土，然后去巴迪停在旁边的车里拿走那笔钱。

傍晚，巴迪把这位老人送回博物馆门口，然后一个人在夕阳里坐着，一直到天黑。

夜里，他开车回到那片坡上，走到那棵樱桃树下，躺进了自己挖的坑里。天上有雷声，开始下雨，远处有野狗在叫。

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不说。但提前告诉你：这部电影并不打算用一个答案来结束。

三、它问的不是"要不要死"，是"凭什么留下"

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部"关于自杀的电影"，那你看完大概会觉得空。它真正在数的，是一份清单：一个人凭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

注意巴迪挑的三个乘客，他们被刻意排成了一级一级的台阶。

库尔德士兵代表"力不足"。他还年轻，自己在军队里听命于人，连明天去哪儿都不知道，根本没有余力去承担一个陌生人的死亡。他的拒绝不是道德上的，是能力上的——他跑了。库尔德人是今天世界上没有自己国家的最大民族，这个设定不是随手写的。

神学院学生代表"道不足"。他有信仰，也有诚意，他真心认为巴迪在犯大错。但当他需要回答"你凭什么说活着更好"的时候，他能拿出来的只有教条：真主不许。而巴迪要的不是"不许"，是"为什么值得"。教条劝不住一个已经挖好坑的人。

标本剥制师巴格里代表"经验"。他不讲道理，他讲故事。他也曾经像巴迪一样，某一天清晨出门去死。他去的是桑葚树，不是樱桃树。

而这三个人还有另一层身份：库尔德人、阿富汗人、土耳其-阿塞拜疆裔——都不是波斯人。再加上开越野车、住高层公寓的中产巴迪自己，这四个人拼起来，刚好是一个多民族的、正在城市化进程里被碾得七零八落的伊朗。

所以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伊朗的寓言"，这个读法不算过度。但阿巴斯厉害的地方是：他从不让寓言盖住人。你就算完全不懂伊朗的族群结构，这三个男人坐在车里的分量，你也接得住。

最后还有一件事必须指出。巴迪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自己为什么要死。他没有破产，没有绝症，没有丧妻丧子——电影一个字都不给。是阿巴斯故意不给的吗？是。因为他要的恰恰是这个：把"原因"这个位置空出来，空到每个观众都得自己往里填。你心里那个坑，才是这部电影真正要挖的坑。

四、好在哪：四处地方值得你专门留神

第一，一个"从不相遇"的结构。

表面上看，这是三段对话：巴迪分别跟士兵、神学生、剥制师谈了一次。但拍摄时，阿巴斯是分别拍的。他把车开出去，一次只接一位演员，其余的人不在场，甚至大多彼此没见过面。更关键的是——导演本人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巴迪的台词，替不在场的另一方说话。所以片子里的对话，其实是两场独白对着录，再拼起来的。

这直接造成了画面上的一个现象：巴迪极少和说话的人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我们看见的常常是一张侧脸对着空气说话，或者一个后脑勺对着街景说话。普通电影里这是错误，在这里是方法——观众被迫在两个"孤岛"之间来回摆渡，永远没法舒服地站进任何一个人的位置。

再叠上那些从极远处俯瞰的镜头：一辆小车在黄土坡的褶皱里划出一道线，车里的人小得像一粒沙子，而他们的对话声仍然清晰地在最前面。视觉把人推远，声音把人拉近，这个矛盾就是整部电影的味道。

第二，一次"迟到 93 分钟"的配乐。

这部电影最大的胆量，是它几乎完全没有配乐。整整九十多分钟，没有一个音符来告诉你"这里该伤心了"。你听到的全是环境：推土机、卡车、风、鸟、脚步、雷、雨、狗叫。阿巴斯把配乐的位置腾空了，于是那些噪音全部升格成了音乐——德黑兰郊外的工地声，就是巴迪心里那片废墟的声音。

然后，在最后三分钟，它忽然闯进来：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1929 年录的那首《圣詹姆斯医院》（St. James Infirmary）。小号，独奏，悲得发亮。

为什么是这首？因为它是新奥尔良的葬礼曲。新奥尔良的葬礼有个传统：送葬的路上要哀，下葬之后要欢——同一支曲子，前半段是哭，后半段是跳舞。阿巴斯把这么一首曲子放在这里，等于用三分钟告诉了你他全部的态度。这是全片最响的一声"发言"，而它一个字都没有说。

顺便记一个细节：全片唯一一首"在片中响起的歌"，是第 38 分钟左右从车载收音机里飘出来的《Khuda Bowad Yaret》（愿真主保佑你），阿富汗歌手艾哈迈德·扎赫尔（Ahmad Zaher）唱的达里语歌。除此之外，你再听不到任何音乐。

第三，一场"什么都不做"的表演。

厄沙迪不是职业演员，他是建筑师，据说阿巴斯是在德黑兰堵车时发现了他。他演巴迪的方式几乎是"不演"：开车、看路、不笑，眼睛下面有两道很深的黑影。全片有大量他的侧脸特写，镜头就停在那儿，什么也不发生——但你能看见一个人的重量。

最见功力的不是台词戏，是两段"空戏"。一段是士兵逃下车之后，他一个人坐在车里。镜头不动，他也不动，只是重新发动车子往前开。十几秒钟里没有一个字，你却知道他刚刚被拒绝了一次，而且他早就习惯了被拒绝。另一段是结尾——那个活着出现的厄沙迪，穿着白 T 恤，给导演递烟、点火，动作熟练。同一个身体，两天之隔，前面那个准备去死的人忽然不见了影。

而真正承担了全部情感重量的一段表演，属于巴赫里：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讲自己年轻时寻死的那个清晨。他口音很重，语速不快，一段话讲了好几分钟，中间还有停顿和重复——他不是在背台词，是在回忆。这场戏要是换一个受过训练的演员来演，多半会更流畅，也会更没味道。

第四，一段能被记住的台词。

巴格里劝巴迪的那段话，是整部电影的题眼。大意是：你看看四季，每一季都有果子，夏天有，秋天有，冬天有不一样的，春天也有。没有什么母亲能在冰箱里给孩子备下这么多种水果。没有哪个母亲能像上天对待他的造物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这一切你都要拒绝吗？你都要放弃吗？——你连樱桃的滋味都要放弃吗？

然后是他自己的故事。那天清晨他找绳子去上吊，爬到桑葚树上系绳，手一捏，把几颗桑葚捏碎了。他这辈子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桑葚。他坐下来吃，天亮了，阳光洒下来，树下经过一群上学的孩子，仰头求他摇一摇树。他摇了，摘了一捧带回家给妻子。

一个要去死的人，最后带着一身桑葚回了家。

这段台词之所以立得住，是因为它绕开了所有大词。它没有说"生命是宝贵的"，它说的是"桑葚是甜的"。阿巴斯很清楚：能救人的从来不是道理，是具体的味觉、具体的光、具体的清晨。

至于那位给了它一星、说它"无聊到让人痛苦"的艾伯特——他的批评其实很锋利，他说：我们对巴迪一无所知，凭什么为他动心？他还嫌结尾露出剧组是"廉价的间离"。我建议你两个都读。因为这两种反应恰恰是这部电影的两面：它拒绝给你抓手，也拒绝给你答案。你要么觉得这是深刻的留白，要么觉得这是导演在偷懒。这个分歧，本身就是它留给观众的最后一道题。

五、阿巴斯：从"卡农"的画图员，到伊朗电影唯一的那座金棕榈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1940 年生于德黑兰，在德黑兰大学学的是绘画。毕业后他做平面设计，还替电视台拍了大量广告片——这段经历常被忽略，但它解释了后来的一切：他懂得怎么用一个构图在三秒钟里说话。

1969 年，他进入一个在今天看来相当奇怪的机构——"儿童与青少年智力发展中心"（波斯语简称 Kanun，中文常译作"卡农"）。这是巴列维时期建立的一个半官方机构，原本是给孩子们做读物和短片的，却意外成了伊朗新浪潮的摇篮。阿巴斯进去当了电影部门的负责人，第二年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面包与小巷》，1973 年又拍了长片《旅行者》。

他在这个体系里一路拍到 1978 年的《报告》。这部片子的命运很说明问题：它的原始底片被毁掉了，直到很多年后才重新被人找到、修复——伊朗电影在那个年代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一条就够了。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一大批伊朗导演出走，阿巴斯留下了，而且留下来还活得很好。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的办法是：不碰政治，拍孩子，拍乡下人，拍穷人。他的电影从来不"反什么"，但正因如此，它们躲开了最锋利的刀。

1987 年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让他第一次被世界看见。黑泽明看完之后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我真希望这是我导演的电影。语言无法描述我对基亚罗斯塔米作品的感受。"

然后是一场灾难，也是一次转折：1990 年 6 月 21 日，伊朗北部的曼吉尔-鲁德巴尔发生大地震，约三万五千人死亡，而震中就在他拍《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那个地方——科克尔村一带。阿巴斯回去看，拍出了 1991 年的《生生长流》；1994 年又拍出《橄榄树下的情人》。这三部片子后来被合称"科克尔三部曲"。它们最奇特的地方是：片中不断出现"有人在拍电影"这件事，虚构与纪实互相咬合。而 1990 年的《特写》更是把这条路线走到底——阿巴斯把一桩真实的冒充导演诈骗案的当事人请来，让他们自己重演自己。

《樱桃的滋味》就站在这个序列的延长线上。它是阿巴斯"自我指涉"的顶点，也是他"离开伊朗"的起点：片中那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结尾，第一次把剧组、摄影机和"这只是电影"这件事实，直接摆在观众面前——而它是在正片拍完之后，整整等了将近一年，等到春天、等到那棵树开花，才补拍的。

1997 年的戛纳是第 50 届，特别隆重。那一年的评委会主席是法国演员伊莎贝尔·阿佳妮，评委席上还坐着巩俐、蒂姆·伯顿、麦克·李、南尼·莫雷蒂、保罗·奥斯特和迈克尔·翁达杰。那一年王家卫凭《春光乍泄》拿下最佳导演，伯格曼被授予了一个专门的"棕榈中的棕榈"，金摄影机奖给了河濑直美的《萌之朱雀》。而金棕榈，由一部伊朗片和一部日本片并列拿走。

还有个有意思的巧合：1993 年，阿巴斯本人是戛纳的评委，那一年金棕榈属于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他的后半程走得越来越远：1999 年的《随风而逝》拿下威尼斯评委会特别大奖；2002 年的《十》把两架数字摄影机架在汽车仪表台上拍完全片，又进了戛纳主竞赛；2010 年的《合法副本》为朱丽叶·比诺什赢得戛纳最佳女演员；2012 年的《如沐爱河》整个故事搬去了东京；而他的遗作《24帧》到 2017 年才与观众见面。

2016 年 7 月 4 日，阿巴斯因癌症在巴黎去世，76 岁。去世前他正在筹备一部要在中国拍摄的《杭州之恋》——这部片子永远没拍成。

戈达尔那句广为流传的评语是这么说的："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基亚罗斯塔米。"斯科塞斯在悼词里则引了雷诺阿的一句话，说这句话就是对阿巴斯全部作品的总结——"现实永远是神奇的。"

六、看之前、看的时候、看之后

什么时候看最合适？

不要下饭看，不要当背景音，不要分三次看。它的力量来自"时间被允许真实地流过"这件事——你一旦按暂停键，那种被慢慢压住的感觉就散了。理想的状态是：夜里，一个人，手机静音，一次看完。如果恰好是春天，更好——因为片子结尾的山坡，就是春天。

看之前需要做什么功课？

基本不需要，但有三件事最好先知道，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一、这是一部"车里"的电影。全片绝大部分时间，镜头在车厢里，或者从很远的地方看着那辆车。如果你等着"事件发生"，会等很久。它不是不给悬念，是它把悬念放在了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个人到底会不会履约。

二、全片没有配乐。这是设计，不是穷。当你觉得安静得发慌的时候，告诉自己：这安静就是内容。

三、关于"这部电影被伊朗禁映"的传言，得澄清。当年它掐着戛纳的尾巴赶到，媒体（包括《纽约时报》）纷纷报道说这是一次"对抗伊朗审查制度的胜利"，因为伊斯兰教禁止自杀。但据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 1998 年对阿巴斯的访谈，这件事只对了一半：真正卡住它的是当时一条"伊朗电影必须先在国内电影节亮相，才能出国参展"的规定——跟自杀题材无关。阿巴斯本人对这类误读的态度很迷人，他说：他喜欢围绕自己电影产生的各种解读，"被这些人骗，总比被导演骗要好。"

有哪些值得留意的细节？

留意车里那两个人的位置。巴迪几乎从不和乘客同框——因为阿巴斯当时就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巴迪的台词，而对面的演员从来不知道全部剧情。你看到的"一场对话"，其实是两场独白拼出来的。三个乘客甚至大多没见过面。

留意车窗。它在这部电影里不是车窗，是取景框：工地、推土机、被挖开的土坡、晒在坡上的衣服、还没修好的路。1990 年代的德黑兰正在疯狂地向外扩张，这些推土机一直在画面边缘响着。

留意"不解释"。巴迪为什么想死，电影一个字都不说。你一开始甚至会误判——那位年轻士兵就明显误会了，他以为这个中年男人在车上要的是别的东西。这个误会是阿巴斯故意放进来的：一个连动机都不给的角色，会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留意结尾那几分钟。它忽然换了画质，忽然有了音乐，忽然有了春天。用罗森鲍姆的话说，它是"间离效果"的精确反面——不是把你推出去，而是把你请进片场。你要是第一次看时觉得被冒犯了，也正常。

最后，关于版本：标准收藏（The Criterion Collection）在 1999 年 6 月 1 日发行了它的 DVD，2020 年 7 月 21 日又发行了 4K 修复版的蓝光。尽量看 4K 修复版——这片子的颜色极端克制，几乎全是土的黄、石的灰、衬衣的白，而在结尾，会突然出现一整片开花的树。用一部画质差的片源看，你可能永远不知道那片黄里到底藏着多少层次。

还有一句必须说在前面的话：这部电影的立场是"活着"，但它开场就在谈死，前面的九十分钟非常安静、非常暗。如果你正处于很难的时期，请挑一个状态稳当的日子再看。它不是解药，它更像一次深呼吸。

七、一句推荐语

如果你这辈子只打算看一部"什么都没发生"的电影，就选这部——一个男人在黄土坡上挖了一个坑，然后花了一整天，让三个陌生人挨个告诉他：这个世界还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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