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有药的鼠疫：1910年冬天，哈尔滨的67天

第 三 节谁做了什么：67天，和写在纸上的每一个数字

1910年12月18日，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发来一封电报。他先找的不是伍连德。他遍请名医北上，各路医生一个个推脱——都知道这是什么差事。最后他想起了五年前在国外结识的那个比自己还小两岁的剑桥医学博士。

伍连德当时是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31岁，1903年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是第一位取得该校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他带上学生兼助手林家瑞、一台贝克显微镜和少量器械药物动身。一路上，逃往关内的人流络绎不绝，他们逆着走。用了6天，12月24日傍晚抵达哈尔滨——那天是西方的平安夜。

12月27日，到哈尔滨的第三天，发生了一件事。 傅家甸一名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子死于疫病。伍连德带着林家瑞连夜赶去，征得家属同意后，在一间普通客栈里完成了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第一例疫区现场人体解剖。他必须秘密进行：中国自古"死者为大"，解剖尸体不仅犯忌，当时的法律也不允许。随行的两名本地医生听说要解剖，吓得魂不附体——不是怕传染，是怕得罪鬼神，伍连德只好想办法把他们支开。

从死者的肺、心脏和血液取样涂片、培养，显微镜下出现了大量的鼠疫杆菌，培养基上繁殖出成团的菌落。病原确认了。

接下来是链条的复原。一家旅店的店主刚死于瘟疫，伍连德问他店里的伙计：有没有皮毛商来住过？伙计答：有过，七八天前走的。这条线索把猎旱獭的劳工、倒卖皮货的商人、同住的旅客连成了一条线。1911年7月，他参加中俄联合考察队到满洲里与西伯利亚、蒙古交界一带实地调查，最终把源头指向旱獭。

他把这次疫病命名为肺鼠疫——一种不经跳蚤、不经老鼠，通过飞沫经呼吸道直接人传人的鼠疫。

这个学说在当时几乎无人相信。法国医生梅斯尼（Gérald Mesny）的出现，把争论推到了极致。他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在控制传染病方面资历远深于伍连德，赴哈尔滨前还专门去奉天拜访东三省总督锡良，提出应由自己取代伍连德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被锡良婉拒。到傅家甸后，他与伍连德当面争执，此后的38小时里，双方各自发电报回北京。北京回电：撤销对梅斯尼的派出指令。

梅斯尼决意用临床来证明自己是对的。巡诊时他穿白衣、戴手套，没有戴口罩。三天后发病，六天后去世，时间在1911年1月上旬。一位最有资格对抗鼠疫的专家死于鼠疫，消息震动了世界。疫区对伍连德的怀疑，在那几天之内消失了。

代价换来的信任，立刻转化成可执行的措施：

分区与隔离。 傅家甸被划为4个区，各区居民佩戴不同的证章，只允许在本区内活动；每天派员挨家挨户查疫，发现病人立即送防疫医院，其居所消毒。诊病机构分设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避免不同病情的病人混住交叉感染。对出现咳嗽等症状的疑似者，医生每日诊察，连续7天体温正常即解除隔离——这个"7天观察期"的形态，一直沿用到今天。消毒用的是生硫磺和石炭酸。

断交通。 1911年1月21日，清廷下令停开京津火车，关内外铁路交通断绝；日方控制的南满铁路与俄方控制的北满铁路相继停运；山海关一线由军队设卡。年关返乡潮是当时最大的风险窗口，这道命令实质上把几十万人的行程截断了。

口罩。 伍连德用纱布设计了一种缝制极简的加厚口罩，两层纱布中间夹消毒棉（一说吸水棉），成本低、能就地赶制，要求防疫人员与居民佩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伍氏口罩"的东西。它之所以被迅速接受，不是因为有什么实验数据——是因为梅斯尼死后，所有人都想戴上它。

火化。 1月下旬，伍连德到傅家甸北部的一处坟场，看到棺木和尸体沿着地面堆成长长的一排，没有按规深埋。冻土深达两米，挖浅坑都极其困难，深埋已不可能。他提出集中火化，方案一提出来就遭到一致反对——焚尸在当时的伦理里不可想象。他只能上书朝廷请旨。摄政王载沣见到奏章大怒：为焚烧尸体专门下一道圣旨，这不是要贻笑天下吗？在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争之下，清廷最终批准。1911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二，2200多具疫毙者尸体被集中火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化疫毙者遗体。

结果写在数字里： 火化之后，傅家甸的死亡报告数开始下降，且未回升；1911年3月1日，哈尔滨当日鼠疫死亡报告为零；几天零报告之后，傅家甸的隔离解除。从12月24日到3月1日，共67天。

总账： 这场疫情自1910年10月起、至1911年3月止，历时约七个月（傅家甸本地约四个月），波及东北三省并延伸到直隶、山东，跨度近2800公里，死亡约6万人。傅家甸一地两万余人中疫毙5000余人，接近四分之一；最严重时全市单日死亡接近200人。防疫队伍本身付出的代价，按当时的记载，殉职率高达约10%。清廷批准对防疫人员的抚恤，"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据吉林、黑龙江两省的规定，医生抚恤银1万两，学生5000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