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付机器抵四百个人：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的九年，与一份南海知县的告示（1873—1887）
第 一 节光绪七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两点
光绪七年八月十三日，公历 1881 年 10 月 5 日。广东南海县，官山圩大岗，织机工人正聚在一起给纺织先师贺诞辰。下午两点左右，一千多个织机工人举着一面写着「锦纶堂」的旗子，冲进了学堂乡的裕厚昌机器缫丝厂。
「锦纶堂」是广州、南海一带丝织业手工业者的行会，也是岭南势力最大的手工缫丝行会之一。裕厚昌是举人陈植榘、陈植恕在光绪五年（1879）办的机器缫丝厂。工人砸了机器，又「乘机抢掠丝茧、银钱、衣服，并有杀人情事」。
裕厚昌的股东陈植榘当天就跑到县衙报案，请求派武营兵丁到场弹压。这份报案，被刚刚从署陆丰知县调署南海的知县徐赓陛原样记进了文书里。
第二天并没有停。又有手工业工人两三千人持械摇旗，攻扑学堂乡。学堂乡这边也有了准备，增筑围墙。双方枪炮齐施，打死一人。徐赓陛这才派大队兵勇赴华夏乡、莘涌乡抓捕了冯亚敬、冯兆炳等人，而首犯冯亚津、冯亚蒂已经闻风潜逃。
事情走到这里，本来只是一桩地方治安案。但它很快变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最早的「机器吃人」判例之一——因为徐赓陛接下来做的，不是只抓打砸的人。
他下令把全县的机器缫丝厂「概行封禁」。
第 二 节想办一家工厂，得先问官府准不准
要读懂这道命令，得先看 1881 年的广东是什么模样。
珠江三角洲的农业，此时已经彻底围着蚕桑转。乾隆、嘉庆年间起，这一带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桑基鱼塘、果基鱼塘成了最主要的两种生产形态。有当时的估算说，桑基鱼塘的获利是水稻的十倍。西樵一带的居民，「岁食茶业与植桑衣我」——吃穿都靠在茶和蚕桑上。生丝是佛山对外出口的三大主要商品之一，「广丝」在国际市场上很有分量。
但生产关系的一端是市场，另一端却是官府。办工厂这件事，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成文的民间许可制度。没有公司法，没有工厂登记，也没有「民间可以自由设厂」这句话。
徐赓陛在给上级的报告里把话讲得很直白：「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机器是官家办局子的事，平头百姓没有资格私自买、私自开。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偏见。就在此前几年，另一位南海知县杜凤治处理过广州厚益纱厂的案子。那是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纠纷本是一笔并不大的债务，按生意场上的常规，重组债务、招新股东注资，厂子就能活过来。但杜凤治不觉得这是自己的职责，硬逼着大股东把机器贱价拍卖。一家刚露出苗头的近代工厂，就这样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换句话说：在 1870 年代的中国，一家民间工厂的生死，不取决于市场，而取决于一个知县怎么看它。
第 三 节简村百豫坊：一台轮船旧引擎、三百个丝位和六百个女工
这件事的主角，叫陈启沅（1834—1903），名如琅，字芷馨，号息心老人、息心居士，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人。他十六七岁时两次参加童试都没中，父亲去世后，按先父「乐耕」的遗愿，随兄长种桑、饲蚕、耕塘育鱼。咸丰四年（1854）因生计远走安南（越南），在西贡堤岸海傍街开办怡昌荫号，经营杂货和纱绸，后来又开均和栈杂货店、均和昌酱园，十几年间成了堤岸华侨中的巨富。
他在南洋看到了法国人开的缫丝厂：机器缫出的「洋丝」条份均匀、色泽洁净、价格还合适；而家乡手工缫的土丝粗细不匀，销路一年窄过一年。他决定把机器搬回去。
难处在于买不到设备。外国厂商知道他是中国人、打算携技还乡，一律拒卖。有说法称，他借着去探望一位在法国缫丝厂做工的台山华侨李师傅的机会，多次进厂观察，用手和自己的身体暗暗丈量机件尺寸，回来自己画图；同时自学物理学、力学、蒸汽机原理、算学和绘图学，前后花了六七年，才把缫丝机的图纸画出来。
同治十一年（1872），他卖掉安南的产业，回到简村。厂址定在自己家宅旁——简村百豫坊。第二年，二兄陈启枢从安南先后汇来七千多两白银，其中约四千两用于厂房设备，三千两留作流动资金。除了从安南带回的一套旧轮船发动机当动力，其余机器全部由他自己设计绘图，交给广州的陈联泰机器厂打造。
陈联泰的老板陈澹浦也是南海人，1837 年在广州开店，最早做的是纽扣、缝衣针之类的小五金，兼接机械修理；鸦片战争后外国轮船频繁出入广州，他常上船修机器，攒下了安装、修理蒸汽机的经验，到 1876 年才正式改称陈联泰机器厂——广州第一家私营机器厂。陈澹浦和儿子陈桃川照着陈启沅的图纸，前后干了八九个月，把整套蒸汽缫丝机改造、安装、调试完成。
厂名取作「继昌隆」。当地不叫它厂，叫它「丝偈」。
技术上最要紧的一步，是把煮茧从炭火改成锅炉蒸汽送热水，叫「汽喉」。丝从煮茧这一步就赢定了。继昌隆的厂丝（也叫洋庄丝）条份、匀度、净度、装束成形都远胜土丝，市价比土丝高出三分之一，全部远销欧美，尤以美国为多。据陈启沅自己的记载，改用新法之后，一名工人能看管的丝口从十条增加到六十条，熟练的能到上百条。后来沿用了近半个世纪——直到 1949 年之前，国内大多数机器缫丝厂用的还是这套工艺。
厂里的规矩也是新的。管事的叫「司理」，由陈启沅自己兼任；会计叫「司账」；采购和销售的叫「行江」。女工按件计酬，厂里另设「明察」「暗察」两路监察，查质量、定赏罚。
数字很清楚：开厂时他在简村和邻近的吉水村一带招了男女工数十人，亲自教他们「仿西人缫丝之法」，然后投茧开工；不到一年，丝位（釜位，也就是生产工位）增加到三百多个；建厂头三年，上门学艺的有一千多人，其中女工六百多。到 1881 年，光西樵山下就办起了十家机器缫丝厂。
第 四 节那笔「四万四千人」的账，和七年后被算反的账
回到八月十三日。
砸厂的直接由头是蚕茧。光绪七年夏秋间蚕茧歉收，土丝上市量锐减，一部分织造作坊待料停工。于是有人把账算到了机器缫丝厂头上：茧都被他们收走了，织机工人没活干。
徐赓陛派人下乡查，查回来的账目是这样的：南海县学堂乡有裕厚昌、继昌隆、经和昌三家缫丝厂，用机器缫丝，「每付机器每天可缫丝四五十斤，与四百个手工工人的产出相当」。大岗圩的手工工人因此积怨已久。
一付机器顶四百个人。这就是全部矛盾的算术表达。
徐赓陛的批词两面各打一板：「匪徒借端搜抢，固属罪不容诛；而市侩专利病民，亦属情难曲恕。」——抢东西的匪徒该杀，但专利病民的商人也难宽恕。听起来公允，可他实际上把事件的起因判给了厂方。
接着是一张告示，叫《禁止丝偈晓谕机工示》。里面写：「盖地方之莠顽必当究治，而小民之生计尤应兼筹，今以一家射利而使千百穷黎失其恒业，其必起而争者势也。」——一家的利，换来千百个穷人的失业，他们起来争，是必然之势。
他跟广州协副将黄龙韬带兵封了县内各厂的机器，又增派参将余润带绥靖兵一个营，勒令厂主签下「永不复开」的具结，等于今之保证书。在向上级禀告的《办理学堂乡情形第二禀》里，他给机器缫丝列了几条罪状，其中最硬的一条是这样算的：
「每偈约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无论男女混集，易生瓜李之嫌。」「统计江浦一带，共有机器一十一座，应用四千四百余人，以一敌十较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自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
十一座机器、四千四百多人上工、「以一敌十」，等于夺了四万四千人的饭碗——所以，永远停。以继昌隆为开端的十家民营机器缫丝厂，就这么被「腰斩」了。
1881 年底，陈启沅把厂迁到澳门，先叫「和昌」，后改「复和隆」。
代价落在谁身上？先落在六百多个刚刚被训练成熟练工人的简村妇女身上——她们从农家女变成了产业工人，一夜之间又被打回去。也落在陈启沅身上：他被迫想别的办法。他跟次子陈锦篇一起，在大机器的基础上重新变通设计，做成一种既可以汽机带动、也可以一人一具用脚踏为动力的小型缫丝机，叫「机汽单车」，功用与大机无异，小资本也办得起。这是被逼出来的妥协，本意是缓和机器与手工机房之间的对立，结果反而把机器缫丝推得更广。
光绪九年（1883）风潮过去，他先让侄子陈锦筇回简村，用旧厂房和设备复办了一家规模较小的「利厚生」；又让陈锦篇用小机办「利贞」。后来把澳门那家厂迁回西樵，购地新建，与子侄的厂合并，改名「世昌纶」，职工六七百人。为了少让丝庄抽一层利、也为了更快拿到国外丝市行情，他在广州自己开了昌栈丝庄。
光绪十三年六月（1887），也就是机器被查封六年之后，清政府总理海军衙门咨复：以继昌隆为开端的民办机器缫丝业「有益于贫户之资生，无碍于商贾之贸易」，而且「自用机器缫丝以来，外销丝斤价增一倍，足证办有成效，亦属兴利之一端」，批示「仍准照旧开设」。给机器缫丝定的罪名，到这里才算洗掉。
而那笔「夺人生计」的账，几年后被另一个人算反了。候补知县李长龄在给张之洞的禀报里说：
「自用机器以后，穷乡贫户赖以全活甚众，而向来缫丝工匠执业如故。缘机器所缫丝经，质细而脆，以销外洋，颇获厚利。若内地机房，既不肯出此厚值，且因其丝过细，不甚坚韧，以织绸缎故不相宜，仍以土车手缫为便，故两不妨碍。」
翻成白话：机器缫的丝是给洋人做经线的，细而脆，内地的织造机房本来就不用它，还是手摇土车顺手。机器厂和手工机房，做的是两桩不同的生意，本来两不妨碍。真正让织机工人停工的，是那一年茧子歉收。
一个知县的推算（四万四千人），被另一个知县的实地调查推翻了。中间隔了几年。
再往后，账就换了一种记法。到 1901 年，广东全省经营机器缫丝业者数百家，以缫丝为生的女工十几万人，生丝出口超过四千万两银子——这批女工，是中国第一代以女性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陈启沅本人在 1903 年去世。他创下的那块牌子没有守住：继昌隆（及后来的世昌纶）因国际市场竞争和后人经营不善，在 1920 年代结业，厂房被拆掉分家，原址先被辟成运动场，六十年代初开河涌又淹掉四分之一，剩下的一点点，在改革开放后的厂房里彻底湮没。
他的孙子，叫陈廉伯（1884—1944）。十二岁受祖父影响去香港读皇仁书院，十六岁进汇丰银行广州沙面分行，后来升任买办，又兼自家昌栈丝庄的司理；1919 年任广州商团团长。1924 年 10 月广州商团事变被平定后，他流亡香港。1941 年香港沦陷，他出任日军「华民代表会」四名成员之一。1944 年 12 月，他乘轮船「白银丸」离港，在大屿山以北的龙鼓水道被美军飞机炸沉，葬身海底。
从一台从安南旧轮船上拆下来的引擎，到一艘在大屿山以北沉掉的船。中间隔了七十一年，三代人。机器缫丝挣来的家业，最后落在了买办的佣金、商团的枪械和一份通敌的名单上。
第 五 节出处，以及几处到现在还没说清的地方
本文所依据的主要材料如下，读者可以按图索骥：
一是徐赓陛的文集《不自慊斋漫存》卷六。这位光绪七年（1881）署南海知县的官员，把他任上的公文案牍编成此书，《禁止丝偈晓谕机工示》《办理学堂乡情形第二禀》以及他批裕厚昌案的原话，都收在里面——本文引的「每偈约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以一敌十较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等句，均出自该卷。光绪四年（1878）九月至七年（1881）四月他在陆丰知县任上，七年调署南海，文书中南海部分与陆丰部分合在一集。
二是陈启沅自己的著作《蚕桑谱》（二卷）。这部书是广东最早的蚕桑专著之一，里面有他自己画的蒸汽锅炉和缫丝机械图，佛山市档案馆与南海区地方志办都曾引用 1987 年版《南海文史资料》第十期所载的图版。
三是地方志与官方网络档案：佛山市档案馆《南海区简村》条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官网「陈启沅」条目，以及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与《羊城晚报》合办的《岭南文史》专栏关于继昌隆的专稿。
四是旁证材料：候补知县李长龄给张之洞的禀报（转引自徐赓陛案相关研究）；1883 年 10 月 2 日《申报》关于徐赓陛被通缉的报道；以及粤海关、南海县志一系的出口数字。
接下来是几处到现在还没说清、或者明显互相打架的地方，如实交代，不做取舍粉饰：
第一，陈启沅的生年。 南海区人民政府官网作 1834 年，百度百科「继昌隆丝偈」条目作 1825 年，另说他 1905 年去世、而不是 1903 年。1834—1903 是较通行的说法，本文采此说。
第二，回国建厂与投产的年份。 有作 1872 年回国、1873 年建厂投产的，也有作 1873 年回国、翌年秋冬才投产的。简村本地的说法是「同治十二年（1873）秋开办」。
第三，迁回简村的年份。 有 1883、1884、1885 三种说法。1883 年先复办利厚生，1884 或 1885 年把澳门工厂迁回并改名世昌纶，这是较稳妥的排序，但具体年份各家不一。
第四，人名与厂名的写法。 行会名有「锦纶堂」与「绵纶堂」两种写法，同一份材料里也混用；被砸的那家厂，有的写「裕厚昌」，有的写「裕昌厚」。本文统一作「锦纶堂」「裕厚昌」，但这确实是原始材料和转述混杂留下的问题。
第五，关于继昌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可按季分红」的说法。 这条只见于今天一些介绍性文字，我没有见到原始账册或厂规作为支撑。按件计酬和「明察」「暗察」有出处，八小时工作制和按季分红暂时存疑。
第六，「徐赓陛是破坏机器缫丝业的罪魁」这个评价。 从查封各厂、勒令「永不复开」看，他确实是执行者；但同一份文书里他也在派兵抓捕砸厂劫掠、杀人的凶犯，行会一方的暴力并不是干净的。他本人的其他作为更不干净：光绪七年（1881）底有京官参奏他在陆丰任内下乡催粮时，将七十余岁的郑姓老人活埋至半身、又令兵役加砍一刀；朝廷命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严查，次年署两广总督曾国荃复奏后，他被革职听候讯办，1882 年一度被通缉（1883 年 10 月 2 日《申报》有载）。1907 年他去世。判机器的人，后来也被别人判过。
第七，厂丝在粤丝出口中的占比。 有说 1890 年代占六成多，有说顶峰时占九成多，两者口径不同（一为出口额，一为出口量，或统计范围不同），不宜混用。
第八，继昌隆的结业年份。 有 1923 年之说，也有说世昌纶一直办到 1928 年。原址被运动场、河涌、新厂房层层覆盖的过程，有当地老人口述和档案记载，这一部分反而比厂子什么时候关门更确定。
第 六 节为什么今天还值得看
这个故事里有三个数字，值得并排放在一起看。
第一个是四百。一付机器每天缫丝四五十斤，等于四百个手工工人的产出。这是技术的效率，也是社会震荡的强度——所有后来被称为「产业革命」的东西，最初都以这样的比例出现：一边是产量，一边是人。
第二个是四万四千。这是知县的算式：十一座机器、四千四百多人上工，「以一敌十」，四万四千人失了生业，所以应当永远勒停。这道命令看起来是在替穷人说话，用的是当时最正当的语言——「小民之生计尤应兼筹」。一个把机器判成祸患的地方官，并不觉得自己在做坏事。
第三个是十几万。这是 1901 年广东以机器缫丝为生的女工人数，外加四百多万两白银的生丝出口。也就是说，1881 年那个被算成「夺人生计」的东西，二十年后养活了十几万女性。
把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就能看清当年那场冲突真正的样子：它不是机器和人的冲突，而是机器和新制度的不配套。机器进来了，行会还在，士绅还在，一个县的生杀予夺还握在一个知县的批词里；工人没有转业的去处，厂主没有申诉的渠道，官方没有产业政策，只有一句「平民不得私擅」。所以出路只能是暴力——一方砸机器，一方封厂。
真正回答那个问题的，不是砸厂的一千多人，也不是查封机器的知县，而是几年后李长龄在纸上写下的那句：「以织绸缎故不相宜，仍以土车手缫为便，故两不妨碍。」技术要在一个国家落地，靠的不是谁嗓门大、谁官大，而是把两件事想清楚：它到底和什么竞争、它到底能养活谁。
今天去佛山南海西樵镇简村，还能看见陈启沅 1882 年建的家族住宅群「百豫坊」，四条巷、十三间镬耳石脚屋，花岗岩墙脚高达三米，其中两座的楼顶瓦底还装着从德国进口的 2.2 厘米厚无缝钢板；现存八座。旁边的绮亭陈公祠是他 1887 年为祭祀承继祖父陈绮亭而建，如今挂着「陈启沅纪念馆」的牌子，里面陈列着他设计的蒸汽缫丝机模型、缫丝小机模型，还有 76 件蚕茧标本。继昌隆的车间早没了——1958 年西樵中学拿陈氏大宗祠当校址时，还组织师生清除旧址的碎砖烂瓦，把一部分辟成了运动场。再往前，西樵轻纺城广场正对的那条马路叫「启沅路」；1966 年建的南海丝厂，是珠三角仅剩的传统缫丝厂。
一台从旧轮船上拆下来的引擎，最后剩下的是几条巷子、一座祠堂、一条路名，和一份写着「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的公文。这两样东西应该放在一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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