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九岁翻译的账本：赫德在宁波，1854—1855
1854年秋天，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来的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坐着一条商船，在风暴里多绕了两个星期，终于驶进了甬江口。他十九岁，职务是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的见习翻译，月薪微薄到他要在日记里一笔一笔算着怎么攒够回国的船票。
九年之后，也就是1863年11月，他会成为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一坐四十五年。人们后来记住的是那个结局：一个把中国海关建成"当时整个腐败官僚体系里几乎唯一一个高效、廉洁的衙门"的洋人。但1854年的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是一个白天替领事算商船进出、晚上数钱想家的年轻人。
这篇文章想做的，是把镜头往回拉，拉到他还没成为"赫德"的时候。因为正是在宁波那三年多——从1854年10月到1858年3月——"海关与商人"这四个字在中国是怎么被一步步拆开、换手、重新拼起来的，被他一天一天地看在了眼里，也一天一天地记在了本子上。他的日记很长，七十七卷；里面最值钱的不是结论，是那些他当时并不知道有什么意义的细节：一双银叉子，一个两英寸的小碟子，一个七十墨西哥银元的订单。
第 一 节1854年，一个十九岁的爱尔兰人被寄到宁波
先说清楚他为什么来。
1842年《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宁波是其中之一，1844年1月1日正式开埠。开埠的后果之一，是江北岸突然多了十几面外国旗。1854年英国外交部招考赴华人员，赫德成绩优秀，免试录用；5月从爱尔兰出发，7月25日到香港，在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当翻译学员，10月被派往宁波领事馆。前后不过五个月，一个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刚毕业的年轻人，就被"寄"到了地球另一面。
他日记的开篇不是感慨，是报到。那一段写在现存稿本编号 MS.15.1.1.041 上，日期标注是"10月19日续"：
"……我们望见了宁波——不如说是望见了停在城墙下的那一大队帆船。密密匝匝的桅杆之林几乎把整座城都遮住了。城中央一座高塔耸立于所有高处之上。有人把英国旗杆指给我看，我很高兴见到它；我还看见美国和葡萄牙的国旗在风里飘。我们很快到达[停泊的接应]船，'艾琳'号在旁边找到了它惯常的泊位。我立刻雇了一条舢板，动身前往 Yin Kwei Yamun 或 Quang quan——这是中国人对英国领事馆的称呼。" （赫德日记 MS 15/1/1/041，1854年10月19日；英文原稿藏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图书馆）
这段文字里藏着两个细节，比它表面说的更多。第一，一座通商口岸城市在1854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桅杆而不是城墙——中国人眼里的"城"，在他眼里是一支船队。第二，中国的官府给英国领事馆起了名字：Yin Kwei Yamun，即"英贵衙门"；Quang quan，即"官关"之类。一个国家的对外机构，被中国的语言系统吸收成了"衙门"。这不是翻译问题，是视角问题：在宁波人看来，又来了一家衙门。
他到的时候，宁波的外国人少得可怜。据整理他日记的学者描述，这里只有十来个传教士、几个商人、一批随船来去的船长，加上两个领事——英国一个、另一个别国。传教士占了这个小团体的大多数，也成了这个孤立年轻人最早的交往圈。他晚上去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那里喝茶、散步、做礼拜，从丁韪良手里借中国典籍。
他穷，而且他非常清楚自己穷。他在日记里写：
"今晚我可以说已下定决心，决定明年回爱尔兰去，到家乡做一名律师。如果我每月省下40元——我将会有520元或180镑5先令。这足够我乘二等舱回家，还可剩下5先令。" （转引自中文译述所引1854年日记）
这里的"元"是墨西哥银元，当时在华流通最广的硬通货。一个英国外交部派驻的翻译学员，靠每月抠出40元来规划人生退路。而他学中文是自费的：
"我常聘用以我微薄的工资所能请到的最好的官话教师。" （1854年10月日记，中文译述本）
他通过这位汉语老师买了一批书，据中文译述本记载花了3420文钱，是《易经》《孟子》《诗经》《大学》《中庸》。3420文铜钱，按当时一两白银约合一千数百文的行情，大约是二两多银子。
把这些数字放在一起看，一个很具体的1854年就出来了：一个外国见习翻译的月薪能让他省下40元；一套四书五经的入门书要花掉二两多；而从爱尔兰寄出的信，要在海上走三四个月才能到宁波——他1854年8月3日从香港写给家里的信，回信第二年2月15日才收到。
第 二 节道台的银叉子，和两英寸的小碟子
他到宁波第二天就被带去拜访中国当局。这是"海关与商人"这件事真正的接口：在1854年的制度里，外国商人要办的事——报关、结关、递提单——都要经过领事馆，领事馆再去和道台打交道。所以一个见习翻译的核心业务，就是学会怎么和这个人打交道。
1854年10月21日的日记，是这批材料里画面最完整的一天。他后来把这段写得很细，细到餐具的尺寸：
"早饭后我们动身去拜会中国当局。过河时我们的船差一点翻了。到对岸后，我们上了轿，带着随从，摆出英国领事官应有的架势和神气前进。两个戴着清朝官员仆从所戴的帽子、上面附有小小的英国国旗的人跑在前面清道，四个人抬一顶轿，还有一个仆人领班跟在后面，负责递送名刺。我们首先拜会道台，到衙门后，穿过几个院子和大厅才到达客厅。在倒数第二个门口，对方向我们鸣炮致敬。……在客厅正门附近，道台在两个下属官员的陪侍下，同我们见了面。他是一个肥胖的老头，戴着眼镜；脏手和长指甲是中国高级官员的特征，因此我用不着说他二者都有。"
然后是那顿他记了一辈子的饭：
"每个人面前都放着筷子和银制的叉子，还有一个直径大约两英寸的碟子。道台伸手向前从每个盘子内取出几样小食放入我的碟中；别的官员照他的样子做；很快我的面前每种食品就都有了不少。招待确实不错，糕点很甜，蜜饯味美。我每吃完一块点心，道台伸出手指取来了同样另一块放在我面前，我对这点确实感到有些奇怪。……此后，小杯子被端上来，每杯大约能盛半玻璃杯那么多的酒，杯内盛有一种类似威士忌的酒。在座的每个人都举起杯子伸向别人说'请'，然后或是喝干，或是浅啜，侍候的人立即倒掉杯内余下的酒，再斟满。我们每喝一次都'举起杯子'，并说着'请，请'。道台和其他官员摆动酒杯的优美动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官员劝我满一杯，我们俩每人都'喝干'，他将杯子内部亮给我看，证明自己已喝干。中国人尊敬酒量大的人；如果当时我早知道这一点，一定让他们吃一惊。在这方面谁敢夸口说能胜过爱尔兰人？" （1854年10月21日日记，中译据宁波日报《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宁波（十三）》，2018年4月15日A06版，田力撰；该文直接翻拍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日记原稿）
这里是三重信息叠在一起的。银叉子——在一场纯中式的宴席上，主人给每个客人备了一副银叉。道台给他布菜——一种长辈对晚辈、主人对客人的礼。还有那副"小小的英国国旗"，插在清朝仆从帽子上，跑在轿子前面清道。1854年的宁波官场，已经在用非常熟练的方式处理"洋人"这个新物种：既让他们享受衙门的排场，又让他们在礼制里有个明确的位置。
十天以后，轮到道台回访。这一次的日记更像一份人类学记录，因为他在数穿戴：
"我们按照中国礼节用鸣炮三响和敲锣来迎接他们。三人穿戴华丽，品级最低的那位官员帽子上是白顶子，他是六品官，下一位戴无花纹的镀金顶子（七品官），但由于他是知县，地位应在戴白顶子的官员之上。道台戴的是红顶子，我想他品级一定更高——他还戴着一串朝珠。……咖啡被端上来，他们好像挺喜欢的。接着是茶，但是太烫了，几乎没法喝（我仅仅将杯子碰了一下双唇，眼泪就流出来了）。……他们不大会用刀叉——不过还不像我使筷子那么笨。葡萄酒、混合甜饮料和樱桃白兰地来回传送，他们似乎特别喜爱最后那种饮料——我要说，它确实好极了。道台问我喜欢宁波吗，我回答，'到目前为止我非常喜欢，不过在我学会宁波话后还会更喜欢。'听到这话，戴白顶子的那位官员'带着很认真的嘶嘶声夸奖我有伟大的文学才能'。在我听到的所有的奉承话中，这是最露骨的。"
最后一句是全篇最妙的地方。一个中国官员夸一个刚学会几句宁波话的爱尔兰青年"有伟大的文学才能"，用的是那种很认真的、嘶嘶作响的语气。赫德听懂了这是奉承，而且是他"听到的所有的奉承话中"最露骨的一句。但他大概没有完全意识到，这句奉承里包含了多少真实的中国逻辑：在一个以文字修养论人的官僚体系里，会说官话、认得字，就是最硬的通行证。这个逻辑他后来学得比谁都好——1890年代他已经是正一品，能和林则徐之后的一整代督抚谈《论语》。
那天还有一件小事：他学会了记两种日期。现存的日记稿本上，1854年11月20日的条目下注着"[[另有中文数字，第20日]]"。到第二年春节，他的本子上写的是：
"今天（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是中国新年的第一天，昨晚四面八方都响着放不完的鞭炮，大约今晨4点，我听到几声炮响，是迎接新年的礼炮。今天所有的仆人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到处都在说着'请、请'。"
第二天他出门，注意力被街上吸住：
"挂在许多大门外或窗外的是色纸做的鸟和人像，我看到的仕女像和鸭子都做得非常好……大部分时间里，（城隍庙旁）一直响着很大的喧闹声，锣鼓在敲、竹板在打、号角在吹，火枪和鞭炮在放……几个人举着像一条大龙一样的东西穿过正在敲锣打鼓的房舍。" （1855年2月中日记，中译据宁波日报2025年1月27日《春节体验报告（上）》所引《赫德日记》）
一个英国人的日记，用的是"咸丰五年正月初一"的纪年。他同时活在两套时间里。
第 三 节他把礼读成了规则，把客套读成了评价
现在来说他误读的地方。不是为了挑错，是因为这些误读恰好照出他自己的坐标系。
第一处误读最明显："中国人尊敬酒量大的人。"他喝了三轮酒，得出这个结论，还遗憾自己没早知道，"一定让他们吃一惊"。这是一个把中国的酬酢逻辑翻译成了英国俱乐部逻辑的样本。在东方式的宴席里，"喝干"和"亮杯底"是一种表态：我把你当自己人。酒量本身并不构成声望，酒量所标记的关系才构成声望。他没有错——他确实观察到了一套可被考核的行为；他错在把对方的"关系语言"读成了"能力语言"。这个错在1840到1900年之间的外国记载里反复出现，几乎是一种系统性的翻译偏差。
第二处更微妙。他写道："脏手和长指甲是中国高级官员的特征，因此我用不着说他二者都有。"长指甲在中国士大夫那里是"不事生产"的标记，是一种身份的自我声明，甚至是一种审美。而"脏手"在他的英国中产标准里是卫生问题。他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身体标准，给一个清朝的道台做了评分。他记住了这件事，说明它当时确实让他不适。这种不适不是恶意，是一种没有翻译通道的碰撞——当时两边都没有一套语言可以解释"长指甲为什么是体面的"。
第三处是理解层次上的。他热衷于给中国的等级制度"解码"：白顶子六品、无花纹镀金顶子七品、红顶子更高、朝珠是标志。这是一种非常英国公务员的反应——看见制服就想找编制表。他把中国的"礼"当成一套可以学会、可以复用的规则。他学得极其成功，成功到1861年他能在总理衙门和文祥、奕䜣谈笑风生，被叫做"咱们的赫德"。但这里有一个他一生没完全想通的问题：礼在他那里是工具，在对方那里是关系。工具可以携带、可以跳槽、可以在两个雇主之间通用；关系不行。所以他后来会在中英利益冲突时，被郭嵩焘当面问"你到底是帮中国还是帮英国"，然后答："我固是英国人也。"
第四处，也是最有意思的一处，是他对自己位置的判断。1855年1月27日，他在宁波读到一份上海报纸，当天的日记写着：
"报上有一封'监察者'写给阿礼国的长信，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信里警告他不要那样受威妥玛（海关税务司）的左右和影响，并把李泰国说成'一个没有经验的毛头小子'。报上还译了一张中国告示，号召百姓起来杀尽'夷猴'——也就是外国居民。上海眼下确实是个热闹地方。什么时候轮到宁波呢？" （1855年1月27日日记，英文原文见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pp. 105–106）
请注意他读这条新闻的位置：他是英国人，他在读英国人骂英国人的信；被骂的是上海领事阿礼国，被指为"左右"领事的是威妥玛——那时候威妥玛的头衔已经是"海关税务司"（commissioner of Customs）；被讥为"毛头小子"的李泰国，两年后会成为大清帝国第一任总税务司。而他读到"杀尽夷猴"的告示，记下的不是恐惧，是一句跃跃欲试的"什么时候轮到宁波呢"。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用局外人的轻松，旁观着自己所属的那个群体正在中国干什么。这就是他最大的误读：他以为他在做一个旁观者，实际上他站在漩涡的正中间。九年之后接掌中国海关的那个人，就是此刻写下这句俏皮话的人。
也不是一直轻松。同一个人的日记里，1854年11月到1855年3月之间是这样几段：
1854年11月25日："我这份工作一点也不合我的性情。我仍然向往卫斯理宗的牧师职。说实话，我若留在家里，会更好、更快乐。" 1855年1月3日："我现在做起中文来愉快些了……我下决心，如果我留在中国，如果我的健康允许，就要把自己弄成一个第一流的中文学者。" 1855年3月17日："我很后悔到中国来。如果我留在家里，本来肯定能拿到一个东印度公司的职位。我希望我能对自己的处境满意——我简直惨透了。" （转引自研究博客所引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哈佛大学亚洲中心，1986）
一年之内三次翻转，从"想回国当牧师"到"要成为第一流中文学者"再到"我很后悔到中国来"。这不是史书里的赫德，这是一个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的日记。他最真实的记录，不是他对中国的判断，而是他每天对自己的不满意。
有人会问：一个连自己明天在哪儿都不知道的人，凭什么成为我们观察"海关与商人"的窗口？恰恰因为这样。1863年之后的赫德是当事人，他的每一句话都有立场；1854年的赫德还是观察者，他记下的每一样东西几乎都不是为了给谁看——后来的史家发现，1855年7月29日到1858年3月20日这两年九个月的日记被他本人销毁了，因为涉及私生活。
第 四 节他看见了我们看不见的：港口按税差走路，海关从"缺人"让渡
前三节讲的都是人情场景。这一节要讲他看见了什么制度性的东西——那些在中国这边的记载里往往被"不平等条约"四个字一笔带过，但其实是由非常具体的日常动作累积成的过程。
第一件他看见的：海关是可以"请人帮忙"的。
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起义，江海关被毁，关税停收。1854年6月，代理上海道台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会谈。这件事在中国的档案里留下了中方自己的说法，理由是这么写的：
"海关监督，最困难事为不能广罗诚实精明熟悉外国语言人员，以执行征收事务及履行条约。唯一补救此点之法，为引用外邦人才于海关，由关道选择任用，授与权柄，以行使其职权。" （1854年6月29日吴健彰与三国领事议定条款，转引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亦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海关志》相关章节）
注意这句话的问题设定：中方的困难被界定为"找不到诚实、精明、懂外语的人"。这是一个技术性的、人事性的困难，不是一个主权性的困难。这个设定框架一旦成立，"引用外邦人才"就成了最省钱的办法。而英方的想法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写好了，英国领事阿礼国6月15日给公使包令的备忘录里，把机制画得清清楚楚：
"这样一个外籍税务司应驻在海关官署内办公。海关中中国人公房发出的一切文件——如港口结关单、提单及装船准单、税款收据等等，要有他的副署才能生效。要责成他设置一套完整的海关账册，这些账册和中国账本，要随时准备给道台及三国条约国的领事查阅。" （阿礼国1854年6月15日致包令备忘录，转引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498页）
把这两段放在一起读，会看到一件比"侵略"更精确的事：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入口不是军舰，是一批单据。结关单、提单、装船准单、税款收据——这四样东西恰恰是商人每天要用的。谁签了这四个字，谁就掌握了贸易的节拍。而这个入口之所以能打开，是因为中方把问题定义成了"人手不够"。7月6日三国领事联名布告，7月8日公布《上海海关征税税则》；首批司税是英国人威妥玛、美国人卡尔、法国人史密斯。威妥玛——就是上面那份备忘录的起草人。
第二件他看见的：宁波不例外，只是晚了六年。
1855年，也就是赫德在宁波的第二年，宁波地方史志记下了这么一条：英国驻宁波领事馆向宁绍台道提出建立新式海关的要求；宁绍台道接受了建议，把江东的关口移到江北岸、设置税务司，并上报审批。宁波地方史志进一步把这条建议记在赫德名下。这一条需要存疑——他当时只是见习翻译，二十岁，是否有权提出这样的方案，我没有找到英文旁证；但这不影响它作为事实链的一环：1855年宁波已经在谈"新式海关"，1859年3月李泰国向清政府提交建立宁波、镇江等十一个新关税务司的方案，1861年4月总税务司下达委任状，委任署理总税务司费士来兼任宁波浙海关税务司，另委英人华为士为浙海关税务司。1861年5月，江北岸外滩设浙海新关，民众叫它"洋关"；江东的原浙海关改称"常关"。
这一年还有一封中国官员之间的私信，比任何条约都传神。时任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的吴煦，在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九给宁绍台道兼浙海关监督张景渠写信：
"已谕派英人李泰国为总司税，所有各关司税均责成李夷选募。……宁关司税伊亦必选募前来。" （转引自宁波日报2022年5月29日《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三）》）
"李夷"。"责成李夷选募"——中国官员用这个字眼，描述一位清廷任命的总税务司的人事权。宁波浙海关的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这件事，一直延续到1933年10月才由广东人卢寿汶首次打破。
第三件他看见的：港口其实是按税差走路的。
这一件最容易被忽略，因为它太技术性了。宁波在近代出口的大宗是绿茶和生丝。徽州来的绿茶原本顺钱塘江到杭州，再走运河经嘉兴、松江运到上海出口。1866年以后，凡经过杭州的茶叶要缴每担1两关平银的"海塘捐"，宁波没有这一项，加上关税和仓租都低、运输费也便宜，于是从1866年起，大批徽州绿茶改走宁波港再转汽轮去上海。这个格局一直维持到1896年杭州开埠、海塘捐废除为止。而徽州绿茶在宁波港出口绿茶总量里占了大约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一个口岸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担茶差几钱银子。商人永远算得比朝廷快。1868年的浙海关贸易报告说，宁波的贸易范围东西约290英里、南北约350英里。这个数字是海关自己统计出来的——统计这件事本身就是洋关带来的，浙海关编制年度贸易统计的职能正是从设新关那一年开始的。而统计一旦开始，财政就被重新组织了。1866—1869年这四年，全国进出口货值289,937,829关平两，其中上海190,595,657两，占66%；同期全国海关征税36,973,996关平两，江海关一家9,649,451两，占26%。四年里四分之一个中国的关税出自一栋楼。
第四件他看见的：商人自己也在动手。
这也是1855年的事，而且和上面那条日记正好咬在一起。1855年5月21日，赫德在宁波记下：
"浙江提督于16日早晨7点来英领事馆拜会，就英国战船问了一大堆问题，似乎很想买一两艘装有大炮的快速帆船。" （1855年5月21日日记，中译据中国宁波网2018年10月30日报道所引《赫德日记》）
一位省级最高武官，专程到英国领事馆打听军舰的价格。而在同一年的宁波，另一批人已经直接买了——不是打听。宁波北号的商人们为了给漕粮海运护航对付海盗，由李也亭在庆安会馆提议，集资七万银元，通过旅沪甬商、怡和洋行买办杨坊等人经办，从英商宝顺洋行买下一艘原用于贩运印度鸦片的螺旋桨蒸汽轮船。1855年7月，这条船完全归宁波北号商人所有，驶入宁波港，仍沿用原名"宝顺"。他们专门设了"庆成轮船局"来管它，船上有79名船员，慈溪人张斯桂督率船勇，镇海人贝锦泉管炮舵，只有轮机操作雇了英国技师。1855年6月它第一次出海，此后三四个月里击沉、俘获海盗船68艘，生擒及歼灭海盗2000余人。
这件事在当时的官场炸了锅。时任宁绍台道段光清在自己的年谱《镜湖自撰年谱》里留下一句非常坦白的官场体会："若我中国有涉及洋人之事，稍有不是，则于议非轻矣。"有官员为是否该给这条"洋轮"发执照上奏咸丰帝。段光清的理由是："轮船虽外洋所造，中国商人买之，即中国商船。"面对"崇洋"的非议，他又答："现在钟、表、毡呢、洋布各物，用之者遍国中，况轮船往北更能捕盗有功也。"咸丰帝最后批了三个字："知道了。"
而这件事在外国人的记载里是另一个版本。传教士丁韪良在1856年上海出版的年鉴上写文章嘲笑说：宁波道台听任该城一家商号从英国人手里买了一艘轮船，咸丰皇帝对此甚为恼火；道台只因说了下面这句话就免于降级处分——这艘船是从广东人手里买的，不是购自英国人；"咸丰皇帝竟然听信了这个愚蠢的谎言"。
两条记载放在一起，谁也不全对，但合起来非常完整：一个中国道台要在夹缝里给一件新事物找合法说辞；一个美国传教士出于对中国官员的轻视，把这种说辞判定为谎言；而真正的事实是，这条船从此在中国沿海跑了三十年，1885年中法战争时还曾被征用准备自沉以堵塞镇海口航道。宁波庆安会馆里那块《宝顺轮始末》碑，开篇一句是清人董沛写的："中国之用轮舟，自宁波宝顺船始也。"
同一年的宁波，官方在向英国领事打听军舰，商人在自己买军舰。这就是1854—1855年那个具体时刻里，中国面对"海关与商人"这件事的两种反应。赫德都看见了，而且都记了下来——他当时不会想到，其中一种反应的结果，是九年后由他来管账。
第五件他后来自己说的。
1864年，已经成为总税务司的赫德发布第八号通令。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
"首先，必须清楚而不间断地记住：海关税务司署（Inspectorate of Customs）是中国的一个机构，不是外国机构。"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 No. 8 of 1864，见 China Maritime Customs, Inspector General's Circulars: First Series, 1861–1875, Shanghai, 1879, p. 54）
这是他一生最漂亮的一句话，也是他用来自我辩护的一句话。但二十年后，1884年他在呈英国议会的《关于洋关创办备忘录》里说了另一半：
条约"总是制定者从外国立场出发签订的，因此，极端重视的首先是要求外部（国）贸易发展，而不是发展内部（中国）的潜在能力"；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用途，"是为使交易按照（条约）规定的方式进行，为使中国人按照条约规定强加于他们的贸易方向行动"。 （赫德1884年呈英国议会备忘录，转引自《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件汇编》；此处据周熊《赫德与中国海关关系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引录）
第一句是对中国说的，第二句是对英国说的。两句都是真话，两句都由同一个人写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只记住"高效廉洁"那半句，就会漏掉后半句——那个机构的存在目的，是让中国按条约强加给它的方向去做生意。一个十九岁在宁波数着墨西哥银元的爱尔兰青年，四十年后自己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第 五 节这些字写在哪一页上
把出处交代清楚，因为这一期用到的东西来源差别很大，可信度也不一样。
一、赫德日记本身。 原稿七十七卷，起于1854年他抵华当天，止于1908年离华，现藏于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图书馆特藏与档案馆，档案号 MS 15，卷一次第编号形如 MS.15.1.1.041（1854年10月19日条目）、MS.15.1.1.089（1854年11月20—21日条目）。其中1854—1863年的部分由 Katherine F. Bruner、费正清（John K. Fairbank）、Richard J. Smith 编为 Entering China's Service: Robert Hart's Journals, 1854–1863（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哈佛东亚论丛第125种，1986年，正文427页），中译本名《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这是目前最可信的逐字文本。
二、英文原文的直接出处。 上引1854年10月19日抵达宁波一段，以及1855年1月27、30日两段，皆据女王大学数字特藏公布的转录文本（转录经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授权，女王大学2011年编辑）。1854年11月25日、1855年1月3日、3月17日三段职业苦闷的引文，来自研究者在其博客上对同一本书（哈佛1986年版）的直接引录——我未能亲自核到纸本原书页码，故只列书名与出版社，页码从缺。
三、中译文的出处需要特别说明。 1854年10月21日、10月30日两篇长日记的中译，出自宁波日报《近代西方人眼中的宁波（十三）》（2018年4月15日A06版，田力撰）。田力是直接赴贝尔法斯特翻拍日记原稿的研究者，译文的可靠度较高，但我无法提供这两篇日记在1986年哈佛版中的页码，读者若要核对，建议按日期（1854年10月21日、10月30日）在日记第四章（Ningpo, 20 October 1854–29 July 1855）中定位。1855年春节两段中译出自宁波日报2025年1月27日《春节体验报告（上）》，来源标注同为《赫德日记》。1855年5月21日一段中译出自中国宁波网2018年10月30日报道。
四、制度类引文。 阿礼国1854年6月15日致包令备忘录、1854年6月29日条款，均转引自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498页、第500页）；吴健彰条款的中译文字另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海关志》相关章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论晚清驻沪领事和外籍关员》。1866—1869年上海贸易与关税占比数字转引自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所收《近代上海海关》一文，原始出处为《海关贸易统计》。1861年吴煦致张景渠信、浙海新关内部编制、1868年浙海关贸易报告数据，转引自宁波日报2022年5月29日《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三）》。徽州绿茶改道与海塘捐一节，出自《宁波海关贸易的勃兴与衰落（1844—1919）》（地方史研究论文）。
五、宝顺轮一节。 《宝顺轮始末》碑文与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两处引文，据中国宁波网2018年10月30日报道所引；购船年份、出资额、船员构成、《劳氏船舶年鉴》吨位等细节，各来源略有出入（"七万银元"与"七万两白银"两种说法并存，"明轮"与"螺旋桨暗轮"两说并存），本文采取较稳妥的表述并在涉及争议处保留两说。丁韪良嘲讽咸丰一事，出自其发表于《1856年上海年鉴》的英文文章，此处中译据浙江大学学术期刊网《中国第一艘轮船的由来》一文引录。
六、需要标注为推测或存疑的地方。 其一，"1855年宁绍台道接受赫德的建议移关设税务司"一事，仅见于宁波地方史志与地方媒体报道，我在英文材料里没有找到旁证，而赫德当时只是见习翻译，职权上是否可能提出此类方案存疑——本文把它作为"宁波地方史志的说法"列出，不作为定论。其二，1854年前后宁波外国居民的人数，本文采用整理者叙述章节中的描述（十来个传教士、几个商人、随行船长与两名领事），未采信"二十二个外国居民"这一流传较广但出处较模糊的数字。
七、关于这份档案本身的诚实。 赫德自己在整理日记时销毁了1855年7月29日至1858年3月20日之间两年九个月的记录，学者推测涉及私人生活。女王大学数字特藏里，1855年7月29日之后的条目就断了。也就是说，我们对他在宁波后半段的了解，全靠他愿意留下的那部分。而关于他的公共记忆也被反复处置过：1914年上海外滩为他立了铜像，1942年被对英宣战的日军拆下熔毁；北京、上海都曾有以"赫德"命名的路，后来改名。一位把四十五年海关账目完整留给后人的总税务司，自己的日记和铜像都留下了缺口。
回看那个起点：1854年10月的宁波，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站在舢板上，看着密密匝匝的桅杆遮住了一座城，然后拿出本子，把这一天记下来。他记的第一样东西不是关税，是那支停泊在城墙下的船队。四十多年后，这支船队的每一吨货、每一张提单、每一两关税，都要经过他签字的那个机构。而这一切的开头，不过是一句"海关监督最困难的事，是不能广罗诚实精明熟悉外国语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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