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

一美分的赌注:1851年9月18日,一家报纸从地下室里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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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首期头版

第 一 节印刷间热得像蒸笼的那个夜晚

1851年9月18日,星期四。曼哈顿下城,拿骚街113号(Nassau Street),一栋六层高的褐色砂石老楼,地下室。

前一夜,这间地下室里几乎没人在意体面。屋子中间蹲着一台霍氏(Hoe)的"闪电"型蒸汽轮转印刷机——那种年代的庞然大物,烧着蒸汽,转起来像一头闹脾气的牲口。九月夜里本就闷,机器一开,屋里的温度直往上蹿。据后来的记述,为了让第二天的报纸按时出来,一屋子人索性把外衣脱了,只剩一身贴身的连体内衣(union suits),在烛光下干活。桌子不够,几个人合用一张;地板是没上过漆的毛坯木板;照明靠蜡烛。

这份报纸叫《纽约每日时报》(The New-York Daily Times)。四页,每页六栏,一美分一份,周一到周六出版。首期究竟印了多少份,史料的口径并不统一——有说九千,有说一万。它的编辑部地址,不同年代的记述也略有出入,一说113号,一说138号。这些数字上的小裂缝,反倒恰好说明它当时有多不起眼:一家连自己门牌号都没被记牢的小报。

天亮以后,报童涌下台阶,抱走一摞摞还带着油墨味的报纸。拿骚街是当时纽约的报馆区,几家大报的印刷机和排字房挤在几条街上,油墨、蒸汽和马车粪味混在一起。这一天,这条街上多了一家,没人觉得会多出什么名堂。

头版的安排,今天看起来会很陌生。大部分版面给了欧洲新闻:维多利亚女王去苏格兰、西班牙正在闹旱灾、托斯卡纳公国颁布了新的报刊审查规定。头版上唯一一条自己采写的长报道,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县——一群逃奴与前来抓捕的人发生枪战,据该报的描述,"六十到八十名武装黑人"向白人开枪,事后三十四名黑人以叛国罪被起诉,州长威廉·F·约翰斯顿(William F. Johnston)悬赏一千美元缉拿其余的"要犯"。第二页是纽约本地政治、一篇关于古巴的社论、一份近日死亡名单;第三页是逃奴案的续文和"特别启事",还有一栏叫"邮件来的新闻"(News By The Mails),里面有一条波士顿的奇闻:城里把小偷拉出来"示众",当众告诫他们"不要再犯罪了"。第四页是纽约州博览会的报道、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在波士顿庆典上的演讲,以及一栏"航运消息"。

首期头版社论的第一个句子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出版《纽约每日时报》第一期,我们打算在此后无限多的年头里,每天早上都出它一份。」

"无限多的年头"——写这句话的人当时三十一岁。这份报纸后来真的出了下去,一直出到今天。

定价说明更值得抄下来:每份一美分,订户每周六又四分之一美分;送报人要从这里面抽成,"所以我们拿到的钱,勉强够买印这张报用的纸,差额由广告补上"。也就是说,从第一天起,这份一美分的报纸就不是靠卖报纸赚钱的,它把赌注押在广告上。同一篇社论里还有一句话被后世反复引用:「这世上值得动怒的事本就不多,而它们恰恰是发怒也解决不了的。」

亨利·埃德蒙·克罗斯的 普罗旺斯花园

第 二 节一美分背后,是一场打了二十年的仗

这份报纸为什么要选在一美分这个价位上赌?因为在这之前的十八年,纽约已经打了一场关于"报纸该卖给谁"的仗。

1833年,本杰明·戴(Benjamin Day)办起《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一美分一份,靠街头叫卖和广告收入过活。在此之前,纽约的报纸大多是政党养着的机关报,一年订费好几美元,读者是有钱有闲的那一小撮人。戴把报纸从政治集团的传声筒变成了街上的商品——这就是后来所谓的"便士报"(penny press)革命。1835年,詹姆斯·戈登·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办《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更快、更狠、更耸动,"便士报"的生意做到了极致。1841年,贺拉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办《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道德感十足,废奴立场鲜明。再往前数,还有1801年创刊的老牌《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主笔是诗人威廉·卡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

到1851年,这套市场已经相当拥挤。雷蒙德在首期社论里算过一笔账:过去五年,本城的读书人口几乎翻了一倍,而日报的数量并不比五年前更多——所以他断定,一份真正值得活下去的报纸,不会因为没人读而死。这句话今天读起来,仍是办报人爱引用的自我安慰。

政治上的伏笔也在这一年收紧。1850年9月,国会通过的一揽子"1850年妥协案"里,包含一部《逃奴法》(Fugitive Slave Act):南方奴隶主派人到北方自由州追捕逃奴,北方官民有义务配合,被捕者连自我辩护的庭审机会都极为有限。北方许多城市因此炸了锅,宾州兰开斯特县那场枪战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也正是1851年6月,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开始在废奴报纸《民族时代》上连载《汤姆叔叔的小屋》。纽约城里,报纸是唯一能天天出声、天天被人读到的公共嗓门——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办一张报纸,等于是在给即将到来的风暴当记录员。

而这两个办报的人选,某种程度上是"打了二十年仗的战场上,两个不想再喊口号的人"。雷蒙德和琼斯都出自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喝着同一口水,学着同一门手艺,但都不打算再办一张党派喉舌。1851年8月5日,两人的公司 Raymond, Jones & Company 开始运作——从公司成立到报纸出世,只隔了四十四天。

启动资金是硬碰硬凑出来的。琼斯从自己的钱袋里掏出两万五千美元,他早年在奥尔巴尼做银行时的合伙人爱德华·韦斯利(Edward Wesley)又出了两万五千美元;此外,他们从奥尔巴尼和奥罗拉两地的投资人那里募到了更多,其中包括后来创办富国银行的埃德温·B·摩根(Edwin B. Morgan)。几个来源加起来,超过十万美元。这不是一笔小钱——按当时的物价,它足以买下好几栋楼;但也只够在这个行业里站稳脚跟,不够买一个稳赢。

蒸汽印刷机改变新闻业命运

第 三 节两个报馆里的年轻人,和一个算账的人

亨利·贾维斯·雷蒙德(Henry Jarvis Raymond)生于1820年1月24日,纽约州利马(Lima),在佛蒙特大学读书,1841年南下纽约,在格里利手下当记者,同时也给《信使与问询报》写稿。他有一样别人比不了的资历:1851年,他不只是这份新报纸的主编,还是纽约州众议院的议长(Speaker of the New York State Assembly)——白天在州议会敲槌,晚上回来写社论、看校样。他在首期社论里给自己的报纸立了一条规矩,那句话在当时的纽约报纸里近乎异类:

「凡我们认为保守对公众有益之处,我们就是保守派;凡我们认为需要激进手段和激进改革之处,我们就是激进派。我们不相信社会上的一切非对即错——好的,我们愿意保存并改善;坏的,我们愿意铲除或改造。」

这是在明确地拒绝当时那种"先站队、再讲话"的报纸生态。同一个人还写过一句更锋利的:「这世上值得动怒的事本就不多。」

乔治·琼斯(George Jones)比雷蒙德大九岁,1811年8月16日生于佛蒙特州波尔特尼(Poultney)。父母早亡,他在佛蒙特一家小报《北方旁观者》(Northern Spectator)当过学徒,1833年去纽约州特洛伊(Troy)做干货生意,此后转入银行界,做到奥尔巴尼。他管钱、管印务、管纸张和成本,不大写稿,但是这家报纸真正的承重墙——后来雷蒙德早逝,是他一个人把报纸从窟窿里背过去的。

编辑部里还有几个名字,值得记一下:夜班编辑詹姆斯·西蒙顿(James Simonton)、商业编辑卡莱布·诺维尔(Caleb Norvell),以及主编助理亚历山大·C·威尔逊(Alexander C. Wilson)——此人以记忆力惊人闻名,在没有数据库的年代,这种脑袋就是活档案。一大批熟练的排字工是从《论坛报》跟着过来的:他们认得这套手艺,也认得上司的要求。这也是这家小报敢在四十四天里就开工的底气——不是钱多,是人熟。

第 四 节从"无限多的年头"到一百七十五年

开张之后的头几个月,报纸走得很稳,但不快。第九期上,《时报》就敢宣称自己发行量到了一万份;到年底,发行量大约在两万四千到两万六千之间。竞争者起初并不在意——当时也有人冷眼看着,觉得这不过是纽约第五家活不过一年的小报。

转折在1851年冬天来了。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特(Lajos Kossuth)访美,为匈牙利独立运动募款。《纽约每日时报》把他的演讲像连载小说一样分日刊登,一路跟进他在美国的行程,因此拿到了相关的独家内容。作为回报,这位自己也是报人的流亡领袖,后来成了《时报》在欧洲最早的通讯员之一。一家开张三个月的小报,突然有了跨大西洋的独家——这是它第一次被人正眼看。

1852年,它又做了一件很费钱的事:出《加利福尼亚时报》(Times of California),随着从纽约开出的邮船运到金矿边的加州去。这个尝试最终被加州本地的报纸挤垮了,但它说明了那几年美国报业的野心有多大——一美分的新闻,是要跟着邮船和铁路走向全国的。

财务上,第一年并不好过。广告补上了报纸纸价的亏空,却补不上全部开销,公司勉强打平。琼斯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第二年扩版、同时提价。发行量先是一头栽下去,然后慢慢回升,广告位多了、文章多了、专栏多了,报纸这才真正开始赚钱。首期那套"一美分卖纸、广告赚钱"的算法,用了两年才跑通。

接下来是名称和年份:1857年9月14日,报纸正式改名为《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那根连字符要到1896年12月1日才被彻底去掉。1861年4月21日,它开始出周日版,为的是能天天报道正在爆发的内战。1863年7月13日,纽约征兵骚乱爆发,暴民沿"报馆街"(Park Row)打砸,《时报》社当时设在印刷厂广场(Printing House Square),报馆里架起了加特林机枪——雷蒙德本人守在其中一挺后面。暴民见占不到便宜,转头去砸了格里利的《论坛报》。1869年6月,雷蒙德去世,只有四十九岁。接手的,是当年替他管账的琼斯。

托马斯·纳斯特 特威德 漫画

第 五 节五百万美元的那次报价

琼斯接手后的《时报》,很快就撞上了它历史上最硬的一堵墙: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的老板威廉·M·特威德(William M. Tweed)。

1870年到1871年,特威德帮把纽约市的钱库当成了自家抽屉。手法并不高明,但规模惊人:市政工程的账单被成倍虚报,其中最肥的一项是正在修建的法院大楼。帮里甚至流传过一句话——"这笔账上,我们好像多花了钱"。

《时报》拿到了主计长理查德·康诺利(Richard Connolly)的账本抄件。特威德的第一反应不是打官司,而是开价:他让康诺利带着五百万美元上门,请琼斯不要登。琼斯的答复被记了下来:

「我不认为魔鬼会为我出更高的价了……但那之后我会知道自己成了个无赖。我不能考虑你的条件,也不能考虑任何"不刊登我手上这些事实"的条件。」

收买不成,特威德改走另一条路:直接把报纸买下来。雷蒙德去世后,市面上散着他的股份,其中最关键的是雷蒙德遗孀手里的三十四股(约三分之一)。而琼斯自己手里只有大约三十股——一旦对手拿下那三十四股,《时报》就要改姓。这一次,是当年投过钱的老朋友埃德温·B·摩根出手,抢先把那三十四股买下,保住了报纸的控制权。

1871年7月,《时报》开始逐条刊登账本,标题写成《秘密账目。确凿欺诈之证明》。与之配合的,是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在《哈泼斯周刊》上那些把特威德画成钱袋的漫画。特威德说过一句非常坦白的话:「我不太在乎报纸怎么写我——我的选民不识字;可是见鬼,他们看得懂画儿!」

1871年11月,坦慕尼在选举中落败,特威德帮几乎全军覆没,特威德本人1873年被捕。这一场胜仗,把《时报》从"一家幸存下来的报纸"变成了"一个能掀翻市政府的机构"。一百五十年后回看,纽约的报纸和纽约的腐败之间那条互相盯着的线,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被拉紧的。

再往后,1896年,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接手这份已濒临破产的报纸,把它重新扶成"记录之报"(newspaper of record)——今天它是全世界获得普利策奖最多的报纸。所有这些,都是从那间热得脱掉外衣的地下室开始算的。

阿道夫·奥克斯 肖像

第 六 节一句被印在报头左上角的话

最后说一个好玩的后话。

那句如今印在《纽约时报》报头左上角的名言——「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凡适于刊印的新闻),是1896年奥克斯接手后立下的规矩。它针对的不是虚假新闻,恰恰是当时的对手: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报系,正靠耸动标题、丑闻和煽情把发行量往上拉。奥克斯偏要给自己的报纸贴一个"无趣"的标签,把"不登"当卖点。

但奥克斯本人对这句话也不是没有过动摇。他后来公开登报征集过更好的口号,收到的投稿里包括「有益于所有人,不得罪任何人」「一份给体面人的体面报纸」「内容扎实、干净利落」。他一个都没换,还是留着原来那句。

另一个细节更可爱:1851年9月18日那张首期报纸的第四页上,有一篇纽约州博览会的现场报道。作者特意写了一笔——"家禽是今年的一大亮点,陈列相当出色"。在那一天的四页纸上,一边是宾州逃奴案里被判叛国罪的三十四个人、维多利亚女王的苏格兰之行,另一边是博览会上的一笼鸡。一百七十五年后,这两样东西被同一台服务器捧着送到人们手机上,仍然挤在同一份报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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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印刷间热得像蒸笼的那个夜晚
  2. 一美分背后,是一场打了二十年的仗
  3. 两个报馆里的年轻人,和一个算账的人
  4. 从"无限多的年头"到一百七十五年
  5. 五百万美元的那次报价
  6. 一句被印在报头左上角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