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 年夏天，修下水道的钱是被臭味熏出来的

第 三 节一个利物浦医生开始数地窖

把“疾病”变成可以数出来的东西的第一批人里，有一个叫 William Henry Duncan 的利物浦医生。

Duncan 1805 年生于利物浦，父母是苏格兰人，1829 年在爱丁堡大学拿到医学博士，回利物浦行医。他同时在三个济贫诊所给人看病——那类诊所就是为付不起诊金的人开的。

他做了一件当时医生不太做的事：统计。他挨家挨户去看人们住在哪里，发现全城一多半的街道根本没有下水道。最穷的人住在没有窗、地面是泥土、既没有水也没有厕所的地窖里。

他数出来：大约三分之一的居民住在地窖，有的房间睡到十六个人。1843 年他把这些写成一篇论文，标题就叫《利物浦高死亡率的物理原因》，开头一句是：利物浦是英格兰最不健康的城镇。

1840 年，他把调查材料交给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会的秘书叫 Edwin Chadwick——一个律师，不是医生。两年后，也就是 1842 年，Chadwick 把这些材料编成了一部书：《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

这部报告最出名的是一个表，按职业分组，算各组的平均死亡年龄：

• 拉特兰郡：乡绅与专业人士 52 岁，商人 41 岁，劳工 38 岁
• 贝思纳尔绿地：45 岁、26 岁、16 岁
• 曼彻斯特：38 岁、20 岁、17 岁
• 利物浦：35 岁、22 岁、15 岁

对照着看就明白问题在哪：利物浦的乡绅平均活到 35 岁，比拉特兰郡的劳工还短三年。同一年代的曼彻斯特，工人家庭超过一半的死亡发生在五岁以前。

这里要把口径说清楚。这不是“平均寿命”，而是把当年所有死者按职业分组，再算各组的平均死亡年龄。

婴幼儿死亡会把工人组的数字拉得极低，组与组之间的差距因此被放大。当时的人算得清这张表，却算不清这笔账。

Chadwick 的写法像一份诉状。他把疾病换算成钱：不修排水，济贫税就要多花；修了，人少生病，税就省下来。他讲的是账本，不是良心。

报告带来的结果是 1848 年《公共卫生法》，成立了中央卫生总署，Chadwick 是实际管事的人。但这部法用的是“可以”，不是“必须”：一个城镇要有十分之一的纳税人请愿，中央才派人去查；死亡率连续超标，才可能强制推行。

推行得并不好。到 1853 年，有 284 个城镇申请派调查员；而英格兰和威尔士近五百个城镇里，真正成立卫生委员会的只有一百八十出头。头五年批出去的贷款是 105.6 万英镑。

至于哪个数字对，取决于你把“申请”“通过”“成立委员会”算作哪一项——三种口径各有各的数。

阻力也不全在预算。当年的法院判过一些案子，读起来有点荒诞：有人院子里堆着一大堆粪，被告了，法官说那是“私人粪堆”，不属于公共卫生事务；另一个人被判令清理粪堆，他的辩护是自己清了——只是清的不是判令上说的那一堆，是另一堆。

这不是法官蠢。当时的法律里，公共的脏和私人的脏分得很清楚，而传染病不认这个区分。

利物浦这边走得更前。1846 年，当地通过《利物浦卫生法》，禁止地窖住人；1847 年 1 月 1 日，Duncan 上任“卫生医务官”，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的职位，1848 年转为全职，年薪 750 英镑。和他搭档的 James Newlands，是英国第一位市镇工程师。

到 1851 年，利物浦清空了上万间地窖的住户。可清空之后马上又住进人——1845 年起爱尔兰大饥荒，难民一批批涌进这座港口城市。1847 年，25 万人口的利物浦有近六千人死于热病，两千五百多人死于腹泻。1849 年的霍乱又带走 5308 人。

第 四 节1858 年 6 月，臭味把议会逼出了门

结论有点难听：伦敦下水道的钱，不是被细菌学说批下来的，是被味道熏出来的。

那时的伦敦有大约 250 万人，人口在半个世纪里翻了一倍。抽水马桶开始普及，粪便顺着管子冲进泰晤士河——而那正是伦敦的饮水源。

1855 年，伦敦成立都市工程委员会。1856 年，工程师 Joseph Bazalgette 出任总工程师，图纸画好了，报价三百万英镑。议会不批，理由一直是同一个：太贵。

这里要插一句：伦敦不是没死过人。1831 到 1832 年第一次霍乱流行，伦敦死了 6536 人；1848 到 1849 年，这个数字变成 14137 人——超过一万四千条命，没有让议会掏一分钱。

掏钱的是鼻子。1858 年 6 月，伦敦连续高温，河水降到低位，岸边堆积的污物在太阳底下发酵。而新建成的议会大厦，就立在河边。

窗帘被浸上氯化石灰，没用。议员们拿洒了香水的手帕捂着鼻子开会。财政大臣迪斯雷利管那条河叫“冥河”。6 月 18 日《泰晤士报》写道：议会几乎是被臭气本身逼着去立法的。

8 月，三百万英镑贷款批了下来。从提案到通过，18 天。

这笔钱不是因为 John Snow 的论证批的。Snow 在 1854 年追出了苏豪区宽街水泵的问题，指出霍乱经水传播；他在 1858 年 6 月 16 日去世，45 岁——正赶在臭味最厉害的那几天。他判断对了，可他的“对”不是伦敦掏钱的理由。

1859 年动工，1875 年基本完成。伦敦地下多了 82 英里截流干管、1100 英里街道下水道，用掉 3.18 亿块砖。

它原设计服务 250 万人，完工时却要服务 400 万人。到 1868 年花掉约 420 万英镑，加上延伸部分到 1875 年约 650 万。

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是，Bazalgette 把管径留了极大余量，理由是“这种活一辈子只干一次”。这句话在当年的工程档案里找不到凭据，但结果替它作证：这套砖砌隧道用了一百五十多年。

不是所有人都为它叫好。1854 年 7 月 31 日，一项想让卫生总署再续五年的议案被否决，Chadwick 被迫辞职，被骂成“卫生独裁”。《泰晤士报》当年的话是：我们宁可冒得霍乱的危险，也不愿被人管着保持健康。1858 年，卫生总署撤销，此前的一次表决是 98 票对 73 票。

接替他主导公共卫生的，是外科医生 John Simon。他对 Chadwick 的评价是：想在有限的经验上建太多东西，一边倒地依靠科学与行政，不大听反对意见。

修完了也还没赢。1866 年 6 月，伦敦东区又暴发霍乱，5596 人死亡。那一片的下水道还没接通，而东伦敦自来水公司从利河边的老福特取水，没有过滤。下水道把脏东西挪走了，水龙头还在往嘴里送——两件事得同时做。

第 五 节先立规矩，二十五年后才补上理由

今天所有人默认的一条规矩——城市必须把粪便运走，同时把干净的水送到每家——是在这几十年里，用最不科学的方式砸出来的。

扳机是臭味，不是证据。这听着刺耳，却也说明另一件事：有时候一项措施先落地，理由几十年后才补上。

1883 年，德国医生科赫分离出霍乱弧菌，水传播从“某人的推断”变成了看得见的事实——距离 Snow 去世已经二十五年。

水的另一半也补上了。1852 年《都市水源法》要求自来水公司把取水口移到泰丁顿堰以上，并且必须过滤；1871 年又加了一道，要求加盖蓄水池。排污和供水，本来是同一件事的两头——把脏的运走，把净的送来。

制度把那次的教训固定了下来。1875 年《公共卫生法》把零散法案并成一部，要求地方当局配卫生检查员、供水、建排水。到 1888 年，全英国有一千三百多个地方卫生委员会在运作。1871 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务部，1919 年升级为卫生部。

代价的账，隔了二十年才来。1878 年 9 月 3 日傍晚，游船“爱丽丝公主号”载着当天去海边玩的人回伦敦，在巴金河口附近被一艘运煤船撞成两截，四分钟沉没。

就在一小时前，巴金和克罗斯内斯的排污口刚排掉大约 7500 万加仑未经处理的污水。船上没有乘客名单，估计约九百人，死亡人数在六百四到七百之间，确切数字永远无人知道。验尸官说，那些人被抛进的河水，“可耻的状态”很可能加速了死亡。

新下水道做对了什么？它把污水从市中心挪到了下游。它没做的是什么？处理。

这条 1860 年代的下水道至今还在用，为九百万人服务。暴雨天它装不下，会把雨水和污水一起溢进泰晤士。为此伦敦又在地下挖了一条 25 公里的隧道，2025 年起接手超量的污水。

维多利亚河堤上，离亨格福德桥不远的地方，立着一尊 Bazalgette 的胸像。1855 年 7 月，Faraday 坐的那条蒸汽船，正是从这段水面经过。他当时往水里丢的，是一把白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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