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万五千两，兑不出来
1910 年 10 月 8 日，星期六，晚上九点。上海源丰润票号的柜上，一张汇票递进来，兑不出银。
票是源吉钱庄开来的，七万五千两。源吉是源丰润的联号，两家开张的年头差不多，平日互相贴现，账上转一笔就过去了。这天晚上，柜上的银箱是空的。
消息走得比人快。紧接着，上海几十家银行、钱庄攥着源丰润和源吉的汇票一齐上门，要现银。有人当场清点过，等着兑的票子加起来四十万两出头。
往前数一天，10 月 7 日，外国银行刚刚宣布拒收上海二十一家钱庄的庄票。再过几个钟头，源丰润在上海的总号，连同它散在全国的十七处分号，一起停业。
第 2 节海关的银子存在钱庄里
清末上海道台手上有一笔活钱：江海关收上来的税银。这笔钱不入库房，平时放给钱庄、银号生息，要用的时候再提。常年在四五百万两之间。
源丰润承办了上海道的官银号源通，替道台看管其中六成库款；另外四成在义善源附设的丰裕银号手上。两家替政府当出纳，政府的身家也就押在两家身上。
钱庄靠什么转？一头是外资银行的"拆票"，今天借明天还，利息按日算；一头是自己的"庄票"，一张纸，写明金额，承诺十天半月后兑付，在市面当现金使。
池子里的水不止官款。1902 到 1911 年，上海银钱业之间拆借现银的日息，行话叫银拆，公历月初和月中松、月末紧：月中平均零点一六两，月末零点二四两，差五成（据蒋立场、王丽 2008 年的统计）。庚子赔款按公历月末付，这个日子前后，谁都得留出现银。
这跟橡胶有什么关系？
关系在于，钱庄收的抵押品里，股票越来越多。1909 年下半年起，上海市面上最抢手的押品，是一张张橡皮公司（当时管橡胶叫橡皮）的股票。押品值多少，外资银行说了算。外资银行一旦不肯再押，钱庄手上的押品就砸在自己手里。
第 3 节钱存进去的时候，都写了名字
四川收的是零碎的租股。川汉铁路公司 1904 年官办，1907 年改商办，股本在四川按田赋附加摊派到户，穷人家躲不掉。公司在上海设了办事处，因为钢轨、机车、水泥要到上海和宜昌采买，成都、重庆收上来的一两二两碎银，得先汇到上海，再一笔笔付出去。
管这笔钱的人叫施典章，前广州府知府，候补道台，川汉铁路公司驻上海经理，在上海坐了五年，手上握着 三百五十万两 公款。
上海的账房里留着一份抄件，一排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数字：
- 正元，五十一万四千两
- 陈逸卿，六十万两
- 格兰志股票，八十五万二千两
往下还有兆康三十九万七千两、谦余二十八万五千两，以及元源、晋益升、宝康、庆余、德大、厚大、裕源长七家，数字从六千两到八万两不等。
抄件上有两行小字容易被看漏。一行写着德大钱庄 1909 年 8 月已经破产，施典章在 1910 年 3 月仍旧把八万两公款存了进去。厚大同年 3 月破产，4 月存款到期，他接着续存。
另有两行是施典章私人往来：他借给兆康十万两，又反过来向正元借了十万两。一笔是公款放进了私账，一笔是他自己的钱进了圈。
（这一份是清朝邮传部事后稽核时留下的明细，被后来的研究者整理引用。表上还给格兰志股票加了一栏注：以所购股票抵押借银，需银二十九万两赎回。）
那年夏天，施典章大约已经算得清自己的账。他拍电报把小妾和儿子从四川叫到上海，悄悄提出八万两现银，见人就说要带股票去香港卖掉，填补亏空。他当时不知道，汇丰那九家银行的钱八月初就借出来了，也没打算把他那三百五十万两算进去。
第 4 节三家庄号，一个老板
正元、谦余、兆康，背后是同一批人。陈逸卿是洋行买办，用三家钱庄同时圈钱，三家发出还没兑付的庄票，面值合计 六百万两。
他买的是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股票，英商麦边在上海办的公司。这只票一路往上拱，到 1910 年春天，成了上海股市的门面。
3 月中旬，另一家橡胶公司 Kota Bahroe 在上海发新股，原定上午十点开卖。半夜就有人在银行门口排队，银行提前开了门。九点十分第一单成交，一个小时后额度卖光。价值十万两的股票，吸走一百六十万两认购款。
上海商务总会事后估算，四十多家外国橡胶公司在上海招股，总面值两千五百万两，只有两成落到在沪外国人手里，八成进了华人口袋；华商投进去的钱加上汇到伦敦的，总额在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两之间。
兰格志最高冲到每股一千六百七十五两。6 月伦敦橡胶行情掉头，外资银行一面停掉股票押款，一面催收拆票。不到一个月，这只票跌到一百零五两，另有统计说从每股九十多两跌到二三两，"有卖无买"。
7 月 21 日，正元和谦余关门；22 日，兆康跟上。跟这三家关系最近的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一家接一家搁浅。顺康钱庄在这一轮里亏掉十九万三千九百三十五两，停业七个月。升大、余大、瑞大、承大四家被迫清理，当时人叫"四大皆空"。
众业公所门口挤着一整天抛不掉的持票人。当时的记载写他们"咒骂声、哭闹声，日夜不绝"。
第 5 节盖过章的那张借约
出面救市的是上海道蔡乃煌。三个月后，被革职的也是他。
三庄一倒，7 月 21 日当天他就拉上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坐车去南京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程绕到苏州见江苏巡抚程德全。钱庄的信用已经塌了，外资银行不肯再放给商人，只能由政府出面担保。朝廷批得快，圣旨准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
8 月 4 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九家外资银行，合借上海道三百五十万两，合同的名字就叫《上海道三百五十万两借款合同》。钱庄把债票押给银行，每张债票由上海道盖章背书；钱庄还了钱，道台再把债票注销。同一时期，道库另拨官银三百万两，存进源丰润和义善源。
市面稳了两个月。9 月，度支部催江海关交当月庚子赔款一百九十万两。这笔钱早放给钱庄和银号了，江海关手头没有现银，只好请度支部通过大清银行拨二百万两救急。
上谕给蔡乃煌的评语写得很硬："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罔利营私，不顾大局"，革职，限两个月内把经手款项缴清。
革职令一到，蔡乃煌转头就追官款。10 月 7 日，外国银行宣布拒收二十一家上海钱庄的庄票。第二天晚上，就是开头那张七万五千两的汇票。
源丰润倒下的账面，当时的报纸留下一句："核算其亏空外间一千五百万，而外欠乃有一千七百万，唯外欠多系官场不能收。"
北京、天津等地十七处分号同时歇业。京师源丰润原本是京中数得着的大商号，亏欠商户六百余万两，掌柜自己跑到外城总厅请封。
天津总商会四处张罗，向大清、交通、志成、直隶四家银行借银一百万两，压住市面。
第二年 3 月，另一根柱子也断了。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瀚章的儿子、交通银行第一任总理。源丰润出事时，他向交通银行借了二百八十七万余两撑场面。盛宣怀接任邮传部尚书后查交通银行的账，他赶紧把钱还回去，上海总号只剩七千两现银，向上海道借十万两，被新任道台刘燕冀回绝。1911 年 3 月下旬，义善源倒闭，负债一千四百多万两。
第 6 节账本上有几处对不上
有几处细节，材料之间互相打架，这里照实摆出来。对不上的地方，都留在一张张纸面上：有的写十五日，有的写二十一日。
- 三庄倒闭的日子。7 月 21 日是最常见的一说（正元、谦余 21 日，兆康 22 日）；也有材料记 15、16 日两天，另有两处记 20 日、22 日。
- 那三百五十万两的利息与期限。一种说法是年息四厘、分六年偿还；另一种是年息七厘、限六年、以江苏盐厘担保。
- 陈逸卿的下场。有说他被会审公廨逮捕看押，随后服毒自杀；也有说他畏罪逃逸。同一个人的死法，中文材料里没有统一说法。
- 源丰润的亏空数。一处记"亏空外间一千五百万、外欠一千七百万"，另一处直接记"倒欠两千万余两"。
- 严信厚的卒年。宁波市江北区政府网站记的是 1906 年 6 月 30 日病逝于天津；若干财经报道写 1908 年。源丰润这块招牌是 1875 年他盘下杨源丰票号改的。一条沿革，来源不同，年份就差两年。
有一条要单独说。蔡乃煌自己有没有下场炒股，说法不一：一处写他"将道库存入钱庄的资金不断透支，购进大量橡胶股票"；另一处记的是他借给严子均一百二十万两，抵押品为南京劝业场的地皮和股票，由虞洽卿担保，"不问其地皮股票之价值如何以款贷之"。哪一说更贴近实情，现有公开材料不足以定论。
（本节及全篇的数字，取自清朝邮传部稽核材料、1910 年上海各报的当时记载、《东方杂志》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1960）、何一民等关于商办川汉铁路租股的研究，以及宁波市江北区政府网站的严氏家族条目。这些转述多见于后人整理的财经报道与地方文史文章，多数没有往上追到更早的原始出处；转述之间互相矛盾的部分，已在上面逐条标出，没有替任何一方补圆。）
第 7 节那条路最后只有十五公里
钱庄的数目，三个数字就看得清楚：1910 年上海南北市有钱庄九十一家；源丰润倒下之后剩五十一家；到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二十八家。
四川那边的账更难看。到 1911 年 6 月，川汉铁路公司因钱庄、银行倒闭形成的呆账在两百万两以上，光上海一处就损失三百五十万两。朝廷只肯按账面发大约四百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施典章亏掉的那部分，说不承担。
盛宣怀的理由摆得很直白：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自全国，商办川汉铁路的亏损只是四川一地的事，不能拿全国之力去补一地的窟窿。
1911 年 6 月 17 日，成都铁路公司的院子里挤进两千多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为正副会长。宗旨写在宣言书里，四个字，"破约保路"。
川汉铁路公司前后募到一千一百万两上下（另一种口径算作一千四百万两，差额来自统计时段不同）。收归国有时，这条路真正铺成的部分，按当时人的算法，只 十五公里 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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