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 2 月 16 日下午，彼得·弗莱明一个人坐在平汉铁路的餐车里。车往南穿过河北，走得慢。他二十七岁，《泰晤士报》特派记者。他把这一刻放在自己那本书的第一页，因为直到那时他才相信，这趟出门是真的。
当年的英文报纸对新疆没有细节，只有传闻。弗莱明沿用西方通行叫法写成「中国突厥斯坦」，这个称呼不准确，它是中国的一个省。哈密事变从 1931 年起烧了三年。
1934 年 1 月，苏联红军越境开到迪化城下，打退了马仲英的部队。这件事北平说不清，伦敦也说不清。他后来在书的前言里写：「没有人进得去，也没有人出得来。」
Nobody could get in. Nobody could get out.
他要把这块空白填上。前言另一句是：「我们想弄清新疆、也就是中国突厥斯坦，究竟在发生什么。」
同行的还有一个瑞士人，艾拉·梅拉尔（Ella Maillart），书里叫她 Kini。两人本来都不愿意搭伴，因为各自都写过一本鼓吹独行的书：她的叫《Turkistan Solo》，他的叫《One's Company》。
出发前他们在北平的医院里挨了三次注射。三个老头坐在硬椅子上，裤腿卷过膝盖，每人小腿绑着几只浅盒子，盒内壁是纱布。
每盒装五百只虱子；他们每天养两个钟头，月薪十二块中国银元。
三个人替弗莱明养着一万八千只虱子，研成抗斑疹伤寒的血清，他一针里含三十只。
Their lack-lustre and unregarding eyes reflected the indifference of a continent: the continent that we had now to cross. 他们浑浊、不看人的眼睛，映着一整块大陆的漠然。那块大陆，正是我们要穿过去的。
装备清单短得可笑。除了一支打鸟的来复枪、六瓶白兰地、一部麦考莱《英国史》，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行装。他们连护照都没有。
站台上送行的人穿皮埃罗和印第安人的行头，扑着软木炭灰。一个专拍「可能被匪徒绑走的传教士」的同行记者给他照相，镁光灯燃起来，浓烟在夜风里拧成一团。那位记者一边按快门，一边替他把图注念完了：「最后一张照片……这次莽撞的远征……据省长报告，寻回遗体的努力，现在只能彻底放弃……」
进了中国内地，旅行立刻从探险变成了熬人。夜车开出北平，到郑州换陇海铁路的慢车。这条线上的传统是把联运误掉几分钟，弗莱明说这个传统被忠实执行了。
深夜站台上，苦力抢过行李，告诉他们去西安的车已经开了。那是假话。他们信了几分钟，车就真开了。
凌晨一点半，慢车爬进站。一条货车拼成的长龙，三等车厢，门已经被卸掉。他写：「我们上车之后，这节车厢里的乘客总数变成七十二个。」一半是被吵醒的，几个是被踩过的。
车厢里没有灯。因为没有门，两侧各有三分之一敞着，中间那个快要死掉的小煤炉不起什么作用。他们缩在箱子和铺盖卷上，姿势扭曲，越来越麻。
那一夜铁路上还有别的活法。几个很小很破的孩子扒上车，抱在两节车厢之间的挂钩上，直到被一个端着毛瑟手枪的列车员赶下去。其中一个被抓住三次；他横穿半个省没花一文钱，被人发现时趴在车厢顶上。
弗莱明在这趟车上出过一次丑。车门口有个穿洋式内衣、正在刷牙的警察，他觉得这人对卫生的虔诚值得一照，就举起了相机。对方抬头看见，骂了一句，把漱口水泼过来。没泼中。弗莱明笑着说了一句他自以为得体的中国话：「那样做是极其不好看的。」他事后承认，丢脸丢得不冤。
潼关下车时，站长会说法语，帮他们把行李锁进办公室。中国旅行社在城里有一家小旅馆，床是「不合时宜的奢侈」。
2 月 27 日，货车队开进兰州。从西安算起，走了八天。
在兰州等着他的不是土匪，是公文。到城当天他就被抄检了。六个兵押着他们走过窄巷，行李装在两辆平车上走在前面，一个警察提着纸灯笼走在更前面。车轴一路尖叫，没有人说话。
内地会的凯布尔先生把一行人接到会里住下。士兵翻检得很潦草。凯布尔说：「共产党书籍。他们以为你们是布尔什维克派来的。」
白俄同伴的麻烦更大。斯米古诺夫夫妇在中国出生、入了中国籍，护照是十年前签的，妻子的签发地是迪化，这一点在他们眼里可疑。弗莱明的护照没问题，问题出在兰州没发那份本该发给他们、去青海用的特别通行证。
他称这是一步好棋：「漂亮的中国式一手，消极抵抗的传家本领。」该发的证件不发，责任顺顺当当推到下一站，程序上还站得住。
接下来几天，说法一天一个样。警察局的王先生说护照很快就到手；另一位官员说已经转呈南京；第三位姓王的消息灵通，私下告诉斯米古诺夫，白俄会被拒，而弗莱明和 Kini 虽然准走，青海边境已经接到电报，等着抓他们。中间还夹着几个公休日，公务一律不办。
第六天批示下来：马和傅可以走，俄国人押送天津。批文上那两个字就是他们的姓。弗莱明跑到警察局发了一通火。局长姓白，回民，他写这人「强硬、油滑、招人厌恶」，底下的人怕他。
会面不好看。他问对方，俄国人犯了哪条，我们的文件哪一样不全；我在中国几乎每个省都走过，从没受过这种待遇；我写《泰晤士报》的时候，不可能不提甘肃的无礼与不公。白某被逼得当场打电话给省长，让省长在电话里把话再确认一遍。两人不欢而散。
3 月 6 日上午十点，他们雇三匹骡子出西门。凯布尔和两个俄国人送到西关。扛行李的人姓王，一张狗一样顺从的脸。
兰州的街他倒是看了。缠足妇人绕着水洼一拐一拐走，头发油亮，「像甲虫的碎壳」。回民的脸黑而厉，大半戴着白帽。偶尔迎面走来一个从新疆来的突厥人，长袍靴子，一张几乎像高加索人的脸。他写：这里更近中亚，不像北平；你会觉得已经走到中国的边上。
他把自己碰上的一整套拖延，译成了民族性格。这是这本书最成问题的地方，也正好最值得看：同一页上，实录和判断并排放着，而判断经常是错的。
实录是准的。该给不给，下一站照章办事，批示打电报到南京再回来，六天。判断是他的：「漂亮的中国式一手」，「在中国，没有人愿意下最后一刀，只要能让别人来下」。
他为什么会这么读？因为他受的训练里，「东方」是一个有固定脾气的东西。他落笔的对象是一整个民族的做事方式。
他手里还有一张牌，用得很坦然。《泰晤士报》的便笺上印着「外交与帝国事务部」。他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花体字的信请求接见，没有回音；递名片去衙门，被人礼貌地引开。顺便说，弗莱明称他「邵力子将军」，而邵是文人出身。
那两年，南京正把西北当作退路和后方。红军从江西突围之后一路西进，第二年秋天到了陕北。苏联红军刚在迪化城下动过手。对南京来说，新疆首先要考虑的是能不能关上那道门；外国人往西北去，是一笔政治账。
他当时不知道这些。在他看来，这只是两个体面的旅行者，被一群胆小的官员挡在门口。
书里真正值钱的是他记的那些小事。政治判断会过时，一碗面不会。
从西安到西宁，午饭和晚饭几乎每次都是同一件东西：挂面，浇一勺红辣椒，路边随便哪家都能买。他自己没口味，觉得好吃，同伴吃了几顿就受不了。有一晚他们摸黑进村，灶火全灭了，面和茶都是温的。
他睡在炕上。炕面粗砺，隔壁一个生病的孩子嚎了一整夜，两样都没能让他醒着。天亮前他被驼铃吵醒，某支商队正在夜行。他说那声音「庄重、从容，又好像很急」。
早饭是这样的：大个儿的圆馍，金黄色，嚼起来像土；黄油里带墨绿色纹路，像古冈左拉奶酪，里面混着毛，牦牛的和人的都有。茶里没有奶。
路上一个鸡蛋掉在地上，围观的人一拥而上抢那只还没破的蛋黄，抢到手的是在场看着最体面的那位。
甘肃的账他也记了。这一带生活水平低到难看，相当比例的人为鸦片活着，很大程度上也靠鸦片活着。据他说，甘肃出生的孩子里，四成没有活过一岁。这个数字他写的是「据说」，没有出处。
钱的账更细。西安到兰州的货车位，一百四十块墨西哥银元，约合十英镑，先付一半。
签下的合同保证六天到兰州。他写：这份文件当然一文不值。途中货主交的厘金是三百六十元，比四个人的车资还多。
走到新疆，银元变紧俏，一块银元能换二十五到三十张本地纸币，纸是和田的粗纸印的。
他的日期记得很密：2 月 16 日上车，2 月 27 日到兰州，3 月 6 日西出。
这本书的底子可靠，前提是分清哪一层是记录、哪一层是立场。
版本为《News from Tartary: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Kashmir》，彼得·弗莱明著，Jonathan Cape，伦敦，1936 年 5 月成书；同年纽约 Scribner's 出美国版。本文所引为伦敦初版行文。
我用的是乌普萨拉大学「旅行文库」数字化项目的 OCR 全本，共 410 页。扫描件正文页码与 PDF 页序有 1 到 2 页漂移，本文页码按印刷本标注。OCR 有错字，我只修正明显由它造成的空格和字母错误，不动原句。
引文分三级：
第三级是他自己交代过的。前言里他写，书里大部分「揭发」会让苏联政府显得难堪；紧接着又补一句，说自己对俄国人和日本人都一样不客气，「我写过同样粗鲁的话」。他还在致谢里谢了《泰晤士报》主编杰弗里·道森，说「是他给了我整个亚洲的通行权」。
页码：前言 11—13；第一章 18—19；第六章 41—45；第七章 46—48；第九章 54；第十章 60—67；第二部第一章 71—75；第二部第二章 76—79；第二部第六章 271。
中文方面能对照核实的只有几个点：邵力子 1933 至 1936 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4 年 1 月苏联红军入疆；1935 年红军西进。除此之外，他整本书里没有引用过一件中文公文原件。
他 1935 年 2 月 16 日从北平上车，同年秋天从克什米尔出来。1937 年 7 月，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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