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的山，先在康熙的图上有了名字
第 1 节最高的山，先有了名字
一七一九年，北京。内府新刻成一套铜版地图，西藏边境上多了一行满文小字，后来译成汉文，写作「朱母朗马阿林」。「阿林」在满语里，就是山。
那是这座山最早的地图记录。它的高度，还要再等一百三十三年。
1852 年，印度台拉登，测量局总部。孟加拉数学家和测量员希克达尔（Radhanath Sikdar）翻出同事尼科尔森几年前从平原上测回的三十多组数据，用三角计算出：那座被编为「第十五峰」的山，比当时公认的世界第一高峰干城章嘉还高。
结论压了四年。1856 年 3 月，测量局长沃（Andrew Waugh）在给加尔各答副手的信里公布，干城章嘉 28,156 英尺，第十五峰 29,002 英尺。他写的是「极可能是世界最高」。尾巴上那个「002」是凑的：原始结果正好 29,000 英尺，沃加上两英尺，是怕人以为这是一个估成整数的敷衍数字。
那座山后来叫 Everest。
两件事之间隔着一百三十三年，也隔着一条从北京走到巴黎的路。
先说名字那一头。1719 年这套铜版图，是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全国地图。摊开它，能看到一件怪事：长城以南的地名全是汉字，长城以北、蒙古和西藏的地名换成了满文。一道语言的分界，压在那道土石筑的长墙线上。
它的来路，要从一场谈判说起。
第 2 节一场谈判之后，皇帝要图
1689 年，尼布楚。清俄两国坐下来划界，中方带去两名拉丁文翻译，是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葡萄牙人徐日升。谈判桌上摆的地图是欧洲人出的，中国部分只有一个粗轮廓。
张诚随后把一份亚洲地图进呈康熙。据《正教奉褒》记，皇帝的反应是「十分高兴」。此后十几年他做的事说明，他并不满足。
康熙本来就在人身上练过这件事。亲征噶尔丹、南巡治河、出巡塞外，他都让钦天监的官员带着仪器跟着，走到哪儿测到哪儿。1704 年，他要找黄河的源头，给侍卫拉锡的谕旨留了下来：
「黄河之源，虽名古尔班索罗谟，其实发源之处，从来无人到过。尔等务须直穷其源，明白察视其河流至何处入雪山边内。凡经流等处宜详阅之。」（《康熙政要》）
拉锡四月初四离京，五月十三到青海，在本地官员陪同下走到星宿海、札陵湖、鄂陵湖，看湖有多大，看黄河从鄂陵湖出去往哪里走，画成图带回北京。事后康熙自己写了篇短文《星宿海》记这件事。
真正的准备更琐碎，是等人。他让张诚这批人培训中国学生，又派传教士南下广州、澳门，一路招人、采办仪器。十几年过去，直到 1708 年 4 月 6 日，才正式下旨。这道谕旨也留了下来：
「谕传教士分赴内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一并各省督抚将军，札行各地方官，供应一切需要。」（《正教奉褒》）
注意最后一句。各省督抚将军，供应一切需要。
队伍里外国人占了大半：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山遥瞻、汤尚贤、冯秉正、德玛诺，葡萄牙人麦大成，德意志人费隐。中方有何国栋、索柱、白映棠、贡额、明安图，还有钦天监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理藩院主事胜住，十余人分头出发。
他们用十年走遍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南，记下 641 个经纬点（另有著作记为「六百三十余处」）。多数地方靠三角测量推算，偏远地段用天文观测。
第 3 节一条绳子量过六个纬度
顺手画出来的一个副产品，比地图本身更根本：地球是什么形状。
康熙四十三年，朝廷定下一条规矩。子午线上 1 度折合 200 里，每里 1800 尺，每尺的长度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尺的长短，就这么挂到了地球身上。法国人在 18 世纪末拿赤道长度定义米，思路一样，时间晚了八十多年。
要命的是 1710 年那次测量。那一年，雷孝思（Père Régis）和杜德美（Pierre Jartoux）从齐齐哈尔往南走，在北纬 47 度到 41 度之间，每一度都实地拉绳子量一遍。
工具很笨。一条分好尺数的量地绳，每十条算一里；测角仪器半径只有二尺。绳子会随天气伸缩，记录里承认「或因气候亦有伸缩，亦所不免」。
凭什么说那个差值不是绳子量错了？他们反复校验过绳长，测量期间「始终乾寒无多变化」，测角误差压在 30 秒以内。雷孝思把结论写了下来，收进杜赫德的书里：
「依地理及几何学理，每度所含之里数，均应相等，不论其经纬度数如何。但此理似亦不甚可靠。」
量出来的结果是：47 度和 41 度之间，每度的长度相差 258 尺。这个差值赖不掉。
当时的欧洲正吵得厉害。牛顿说地球是两极压扁的椭球；巴黎天文台的卡西尼父子根据自家多年测量说正相反，是两极拉长的长球。两边谁也拿不出决定性证据。雷孝思只留了一句谨慎的话：「此项不等之关系，虽以前测量者未经发见，但已有若干人曾为悬揣，而谓地形非球而近乎椭圆体。」
早在 1702 年，他们就沿经过北京的中央经线，测过霸州到交河一段的距离，只是那一段跨的纬度太少，说明不了什么。东北这六度是真正摊开的证据。
图上还是按球面画的。用的是梯形投影，经线与纬线在图上成了斜交的直线，整张网像一张被拉歪的渔网（另有著作把它归入桑逊等积拟圆柱投影）。
第 4 节图上先空着的那一片
这张图有一块画不出来。
1717 年测完时，哈密以西、天山南北是空的，西藏也基本是空的。原因不神秘：准噶尔汗国控制着西域，清军还没打进去，测绘队进不去。西藏更乱，那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大策凌敦多布率六千余人入藏，攻陷拉萨，测绘队走到恒河源就停下了。
当年的木刻版，总图 1 幅，分省图和地区图 28 幅，青藏一带留着大片空白。
西藏那一段，康熙自己动手补。他先派随军的人画过，那些图没有经纬度，跟内地各图拼不到一起。于是改从畅春园蒙养斋挑了两个学过数学和测量的喇嘛，派去西宁、拉萨。图画回来了，不算好，比前一次强，就采用了。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西藏战事定了，他又下旨：
「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
于是再派人进去测一遍。1721 年的木版《皇舆全览图》，分省图和地区图从 28 幅增到 32 幅，地名换成汉字，西藏与蒙古极西画上了，库页岛、台湾、贝加尔湖、伊犁河、列城以西都进了框。珠峰那行字，就在这一版的西藏边境上。此前的 1719 年铜版是另一个排法：以纬差 8 度为一排，共分 8 排，拼成 41 块。
还有一个更小的限度。1715 年，负责台湾那一段的冯秉正（de Mailla）给巴黎的科洛尼亚神父写信，说那座岛被一条高大的山脉分成东西两半，山东面他到不了。图就照着这个限度画，只画了西半部。东半部要等到 18 世纪中叶，才由法国地理学者培林（Jacques Nicolas Bellin）用荷兰人的旧图补上。
乾隆接着做。1756 年和 1759 年两次派人进西域实测，天山以北由何国宗、努三负责，天山以南由明安图负责。补进康熙图，又订正了西藏部分的错误，1761 年前后绘成《乾隆内府舆图》，按纬差 5 度一排、共分十三排，所以又叫《乾隆十三排图》，铜版一共 104 块。故宫存的那一块长 76 厘米，宽 45.8 厘米，厚 1 厘米；故宫著录它刻成于乾隆四十年，也就是 1775 年。1925 年清点造办处存物，这套铜版在故宫被重新翻出来。
拿到 1718 年那批图时，康熙说过一句话：
「《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相合。」
《禹贡》是战国时人写的地理书，里面没有经纬度。
第 5 节海牙书商抽出来的那几张
这张图在中国只印了很少几套，收在内府。清中叶学者李兆洛说它「多存于内府，外间流传绝少」，《东华录》里另记着它曾被赐给朝廷官员。总数不多。
缺口出在画图的人身上。参与测绘的耶稣会士来自法国，他们要回国、写信、寄手稿。1724 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把一套 1719 年的铜版图带回欧洲，一份入藏博洛尼亚，一份入藏那不勒斯。
然后是巴黎。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一辈子没到过中国，也不会汉语，他做的是编辑：收集在华耶稣会士的报告和书信，整理成书。1735 年，四卷本《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轰动一时。这本书成了法国汉学的奠基石，不会中文的杜赫德被叫作法国第一位汉学家。
书里要配地图。杜赫德找的制图师是唐维尔（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法国国王的御用地理学家。他拿到手的，正是康熙那批实测数据。
唐维尔画了几十张：总图、分省图、西藏和「鞑靼」地区图，另有一张朝鲜王国图。总图就是我们这次的封面，《中华全图》（Carte generale de la Chine）。图题里写得清清楚楚，它依据的是「康熙皇帝命在本帝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就地测绘的分省图」。
图上没有一个汉字。所有地名都是法文拼法。
1735 年那部书很快被翻刻。海牙的书商把总图和分省图抽出来，单独印成一册《中国、中国鞑靼地和西藏新地图集》，简称《中国新图集》，也就是我们封面这一册（1737 年，海牙，Henri Scheurleer 印）。
这一册定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想象。18 世纪中叶法国地理学者培林的《福尔摩沙岛图》用它；1738 年伦敦的英译本里，雕版师鲍恩（Emanuel Bowen）把地名全换成英文，还加了一栏各府经纬度。此后一百多年，欧洲人要画中国的省份和海岸，骨架多半还是唐维尔那一副。
命名权也落在这一条线上。珠峰的藏语名字，1733 年就随着唐维尔的一张西藏图印在了巴黎，写作 Tchoumour Lancma，1737 年又进了《中国新图集》。而在印度平原上，英国测量员对喜马拉雅诸峰的本地名字一无所知，只能编罗马数字。
沃在 1856 年那封信里写：
「我受我尊敬的前任、乔治·埃佛勒斯上校教导，应当给每一个地理对象冠上它真正的本地名字。但这里有一座大概全世界最高的山，我们找不出它任何通用的本地名字。」
他给的理由是尼泊尔和西藏不让外国人进去。乔治·埃佛勒斯本人反对这个命名，1857 年还告诉皇家地理学会：Everest 这个词写不成印地文，印度本地人也念不出来。1865 年，皇家地理学会正式采用了 Mount Everest。
第 6 节一九五二年五月的一纸通报
这个名字在西方挂了一百多年。中文出版物跟着英文走，1933 年 8 月，上海申报馆出了中国第一部现代地图集《中华民国新地图》（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在西藏图幅的中尼交界处，那座标高 8,840 米的山峰下面印着六个字：「挨佛拉斯峰」。
转折来自一篇给少年看的文章。1951 年，暨南大学地理学教授王鞠侯在《开明少年》上发表《大小高低》，建议改叫「珠穆朗玛峰」。《人民日报》编辑胡仲持注意到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让北京大学教授林超去查故宫档案和外文资料，把来路核清楚。
1952 年 5 月 8 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发布通报：额菲尔士峰应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名为「冈底斯山」。5 月 27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份通报。从 1719 年铜版上那行满文，到这份通报，中间二百三十三年。
还有一件事值得摆出来。1920 年英国首次珠峰探险队出发前，曾在印度服役的布鲁士（Charles Bruce）准将说过一句话：
「我希望即使这一准备中的探险队找到它的真正名称，看到它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写在山上，我们也不要理它。」（转引自中国侨网 2005 年报道）
第 7 节那条穿过北京的中央经线
今天再看康熙那张图，第一眼会看到它的中央经线。它不在格林尼治，在北京。整个帝国的经纬网，是从紫禁城那一点向外撒开的。
第二眼是图面上那些空白。哈密以西、天山南北、西藏的一部分、台湾的东半部，图上都停住了。空白的原因很实在：画图的那几年，这些地方走不进去。后来乾隆补了西域，培林补了台湾东部，一块块被填上；填的人和当初画的人，动机已经不一样。
第三眼是它被藏起来的方式。图锁在内府，只印几套，李兆洛说「外间流传绝少」。国家高精度测绘在中国至今属于涉密内容，这条规矩不比 1718 年松。
康熙把图收进库房的时候，并不知道三十年后一位从北京回那不勒斯的画家会把其中一套带去欧洲，也不知道图上那行满文小字，将来要靠一本少年杂志上的文章才能还回来。
中国的现代地图，从这条线上长出来。1822 年《皇朝地理图》、1832 年董方立绘李兆洛编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1864 年《大清一统舆图》，一路都是康熙图或乾隆图的子孙。李约瑟那句话说得最省事：它「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图上西藏边境那行小字，今天读出来是「珠穆朗玛峰」。2020 年 12 月 8 日，中国和尼泊尔联合公布它的最新高程：8,848.86 米。三百零一年前那行字第一次落到铜版上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高，也没有人打算去量。
主要出处
- 康熙《皇舆全览图》版本与测绘经过：中国大百科全书「皇舆全览图」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康熙帝与〈皇舆全览图〉》《论清朝的舆图与疆域的形成》；光明日报《康熙年间的大地测量》（2009-05-04）。
- 雷孝思论每度弧长不等、1710 年齐齐哈尔南实测相差 258 尺、1702 年霸州至交河一段：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转引，见翁文灏等《清初测绘地图考》。
- 铜版图经马国贤 1724 年入欧、1735 年《中华帝国全志》与 1737 年海牙《中国新图集》：韩昭庆、何国璠《康熙〈皇舆全览图〉谱系地图整理与研究的意义》（光明日报 2024-07-08）；中国测绘学会《清宫旧藏地图背后的法国皇家制图师》。
- 台湾只测西半部、冯秉正 1715 年致科洛尼亚函、培林 18 世纪中叶补东半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看得见的台湾史·空间篇》相关图说。
- 《乾隆内府舆图》铜版 104 块、十三排、1925 年重现及尺寸：故宫博物院藏品著录「乾隆内府舆图铜版」。
- 封面图著录：David Rumsey Map Collection，唐维尔《Carte generale de la Chine》，1737 年海牙 Henri Scheurleer 版，List No. 13322.011，IIIF
RUMSEY~8~1~327599~90096146。 - 珠峰命名与定名：1856 年 3 月沃致加尔各答副手函；1933 年申报馆《中华民国新地图》；1951 年王鞠侯《大小高低》（《开明少年》）；1952 年 5 月 8 日内务部、出版总署通报（《人民日报》1952-05-27）；2020 年 12 月 8 日中尼联合公布高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