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进红楼，去数北大的女生
第 1 节信寄出去了，两个月没有回音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甘肃循化，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师范毕业生把信写完、封好，寄往北京。她叫邓春兰，那年春天刚从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不久，此前在兰州的小学教过书。
她读到的是一篇演讲稿。三月十五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讲《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北京大学日刊》第359号把那几行铅字登了出来。
里面有一句：「外国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大多数是男女同校。」
邓春兰在信里的称呼是「孑民先生钧座」。她要求的不多：先在北大附设中学里添一个女子班，读完升大学预科，实行男女同班。她写道：「盖职业、政权，一切平等，不惟提高吾女界人格，亦合乎人道主义。」
寄信的时候，收信人已经不在北京。
五月九日，蔡元培因五四运动辞职离京。信到北京的那些日子，校长室里没有人。她后来回忆这件事，只留下一句：「此函至京，适遭变故，蔡校长辞职归隐，至今尚无结果。」
八月，她换了个写法：改成公开信，题目叫《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原信附在后面。
八月三日，北京《晨报》把它登了出来，京沪各报跟着转载，连英国人办的《民心报》、法国人办的《益世报》也转了。信末一句被很多人抄了下来：「依赖他人提倡，何如出于自身之奋斗？」
公开信发表以后，两个月，她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
第 2 节大学令为什么没写这一条
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大学里，「女禁」这两个字找不到，「准收女生」这一条也找不到。大学令里没有这一句，也没有相反的那一句。
民国初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规定初级小学男女同校。高小、中学、大学都不实行。他后来把这笔账说得很直白：「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而远不逮。」
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北大《日刊》登了一份《修正选科生及旁听生章程》。它给旁听生定了三条规矩：本科各系有缺额才能收；须缴全年学费、领旁听证；开讲两星期内可以退听退费，过了两星期不行。
还有更生硬的一条：旁听生对内对外只能自称「北京大学旁听生」，不得通称「北京大学学生」。后面缀着一句，旁听生须于每学年开始前报名，不得中途插入。
一份没有写「不准」的规程，靠什么挡住了一半人口？
靠的是惯例。惯例不进条文，也没有人拿条文去改它。
一九二〇年一月，蔡元培对《中华新报》记者把话说开了：「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
此前有教员劝他先请教育部核准。他的答复是：「教育部的大学会，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第 3 节教室右前方的那些座位
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七日，江苏无锡人王兰获准进北大哲学系一年级旁听。她生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一五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念了四年多，差一个学期毕业时因病退学。
在家养病那一年，她听弟弟说起有人给蔡元培写信，要求大学开放女禁。她家住在景山附近的东老胡同，离北大只有几步路。弟弟王昆仑当时在北大念书，学名王汝屿。
她当时不知道，自己赶上的，是北大教务处最忙、也最不惹眼的一段时间。
一九一九年，北洋大学的学生在天津罢课游行，校方把参加的人开除，学校停了课。北大几年前已把工科并进北洋，这批学生要转回来。转学的人多到各系空额不够用，连向来不收转学生的预科也腾出了一百多个名额。
代理教务长陶孟和那两个月就在处理这堆名单。《北京大学日刊》从一月二十四日起，一天不落地在《教务长布告》栏里登北洋转来的学生姓名，一直登到三月十日。她的申请就夹在这摞名字中间。
一九八〇年，王昆仑在《光明日报》上回忆这段经过，写蔡元培问他：「她敢来吗？」他答：「她敢。」蔡元培说：「可以让她来试试。」
二月十八日，《晨报》登出消息，标题是《北京大学实行男女同学，第一个女学生江苏人王兰》。文末一句是：「此为北京大学收取女生之嚆矢，想全国女子得此消息，必接踵而至，诚教育界之新纪元也。」
接踵而至的是另外八个人。
程勤若在回忆里留了进门的方式：「闻王兰女士首创盛举，毅然来为旁听生。吾遂援例要求，幸蒙教务长陶先生允许。而以无学校文凭，须经考试，然后入，乃受朱先生试文一篇。」她没有中学文凭，交了一篇文章。
查晓园则是转学进来的。她原在协和女子大学，回忆里说：「闻得北京大学许女子入学旁听，且已有王兰女士报名入学了，所以我便和奚浈女士由协和转入北京大学英文门为旁听生。」
三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日刊》开出一栏「本校女生」，把已经获准旁听的人连姓名、籍贯、年龄、原校、年级一并登出：
- 王兰，江苏无锡，二十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 杨寿璧，贵州贵阳，十九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 赵懋芸，四川南溪，二十八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 赵懋华，四川南溪，二十三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 邓春兰，甘肃循化，二十二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 查晓园，浙江海宁，二十一岁，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 韩恂华，天津，二十一岁，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 程勤若，安徽歙县，二十六岁，国文系一年级旁听
年龄最大的二十八岁，最小的十九岁。文科的课都排在红楼，她们的座位就在红楼的教室里。
住宿的问题学校解决不了：北大没有女宿舍，女生一律回自己家或者在外租住。吃饭倒好办，北大附近的饭馆本来就包卖学生伙食，多了女生，饭馆照卖。
第 4 节调查报告上写着「难以侦悉」
一个女生能不能坐在教室里，最后是京师的治安机关派人来数人头的。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教育总长下令给步军统领衙门的侦查长王光宇，要他实地查一查北京大学到底招了几名女生。步军统领衙门沿的是清朝建制，管京师城门、缉捕、夜禁，老百姓叫它九门提督衙门。
侦查长派了侦查员吴象谦。吴象谦乔装进北大，问了不少人，各人说法「莫衷一是」。他报上去的结论是：「该校文科有王兰、查晓园、奚浈等十名，理科一名，其余姓名难以侦悉。」
查了一个月，连名字都数不清。
三月十一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九个名字、籍贯、年龄、原校、年级，早就一条一条印在纸上了。
报告里还有一句替北大说话的话：「闻该校女生均回私宅住宿，并无同舍寄宿情事。蔡校长对于男女合校极为注意，深恐有伤名誉，致碍女学前途……现在校规尤觉森严。」王光宇不放心，又派了第二个侦查员复查，证实之后才上报。
教育部那封公函写得更像叮嘱：「惟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致于女学前途，转滋障碍，斯为重要。」
北大这边跟着收了口。三月二日，《日刊》登出《教务长布告》，理由是「本学年所讲学科已过一半」和「本校各教室席位已满」，从当日起「旁听生一概截止，至下学年再行收纳」。
报上的话就没这么客气。三月二日的《大公报》一面写「至教室内座位并不与男生分离……男女生交际上，极形活泼，毫无嫌忌」，一面在同一版发时评《男女同校之宜慎》，说「知识之灌输，固无分彼此；道德之防闲，究略有出入」。
三月十三日，这家报纸的另一篇时评把话说得更重：「以男女合校为招揽生徒之妙诀，是非解放女子，实属戕贼人性矣。」
上海《时事新报》登过一则更短的东西。曹锟和张作霖在中央公园请客，席间张作霖忽然问：「诸公可曾听说北京有个姓蔡的，闹得很凶么？」曹锟接话：「是不是那个男女同校的姓蔡的？」随后转头对王怀庆说：「老弟何不看管他起来。」
焦点上的几个女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当时人看她们，是「态度很庄重，少言笑，更少见其与男生谈过话」。
第 5 节名单上少了一个名字
人数是九个，这一点各方对得上。九个名字本身，却有几个版本。
三月十一日《北京大学日刊》那一栏里，英文系一年级旁听生有两位：查晓园，浙江海宁，二十一岁；另一位叫刘慎，江苏南汇，二十一岁。
民国以来通行的九人名单里没有刘慎，换成奚浈。三月七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十号封面登的合影，就是王兰、奚浈、查晓园三个人。同一个三月，两份校内刊物，一份有刘慎，一份有奚浈。
另有一说，除文科九人之外，还有一位姓易的湖南女生进了理科化学系旁听，父亲是国会议员易宗夔。侦查员报告里那句「理科一名」，正好对上。
谁批准王兰入学的，两份材料说的不是一个人。王昆仑一九八〇年的回忆是蔡元培。王兰本人一九二〇年对徐彦之讲的却是另一条路：「我忽然想起我何不就去碰一碰呢？于是乎便去见教务长陶孟和先生。不料居然得他的慨诺。」
女生坐在哪里也有两说。《大公报》一九二〇年三月二日说，教室里的座位并不与男生分离。另一种说法出自后来的研究著作，说女生的座位安排在教室右前方，不与男生同桌。这两句话没法同时成立。
最要紧的一处出入，落在能不能转成正式学生上。
三月十一日《日刊》的说法是，学年考试得七十分以上便可转为正生。刘元功的回忆说，那年暑期测验之后，只有奚浈和程勤若两人及格转了正，王兰、邓春兰、赵懋芸、赵懋华仍是旁听。到了一九二〇年五月，北大评议会通过《国立北京大学修正旁听生章程》，新添了一款：旁听生不得改为正科生。
那扇门从二月中旬开起，到五月就关上了。
邓春兰那封信有没有送到蔡元培手上，同样说不清。北大校方材料的说法是「信虽未达」；她自己的说法是信到了北京，正赶上校长辞职。她的生年，甘肃省志记一八九七年，北大一栏的材料按一九二〇年二十二岁往上推，是一八九八年。
第 6 节三层东首的第 18 号房间
这九个人，没有一个从北大毕业。
王兰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因病辍学。后来她在北京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自己当校长。一九四九年以后长期住在无锡，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三日在那里去世，七十八岁。
邓春兰一九二二年离开北京，先到合肥，后回兰州，在省立女子师范教书。一九一九年她正是从这所学校的预科走出去的。一九三八年她被学校辞退，此后闲居。一九五七年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九八二年六月九日在兰州去世。
北大这边也在慢慢补屋子。一九二〇年三月，庶务委员会议决「暑假后增设女学生寄宿舍一所」。同年下半年开学后，学校把红楼三层东首第 18 号房改作女生指导员办公室，兼作女生休息室。
布告上写的用处是「以便各女生接洽事务及膳息之用」。
教师那头，蔡元培陆续聘了留美回来的陈衡哲教西洋史，聘吴卓生做女生指导员，还请了英国人克拉克夫人到英文系讲课。一九二〇年三月十四日，正在中国讲学的杜威的夫人，在王府井大街 135 号楼上办了一场茶会，请的是北大女生。
女禁落到条文上，还要再等两年多。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北洋政府颁布壬戌学制，定下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从一九二〇年二月十七日王兰递上申请，到这一天，隔了两年零九个月。
别处也在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七日，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提《规定女子旁听法案》，主张次年正式招收女生。一九二〇年秋，南京高师招了八名女生，成了国立大学里第一批正式录取的女本科生。
王兰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的青年，应求人生的实际，抛弃旧道德所认可的虚名誉，创造新文化，做后进的榜样才好。」说这话时她大概想不到，自己在北大只待了不到两年，没有毕业证，也没有学位。
一九二〇年年底，北大预科和本科各系的女学生，一共十八人。
出处与仍需存疑之处
主要依据：《北京大学日刊》第359号（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演讲）、1919年8月23日《修正选科生及旁听生章程》、1920年3月2日《教务长布告》、1920年3月11日「本校女生」栏、1920年5月《国立北京大学修正旁听生章程》；《晨报》1919年8月3日《邓春兰女士来书》及1920年2月18日报道；《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9号（1920年2月27日）、第10号（1920年3月7日）；《大公报》1920年3月2日、3月13日时评；上海《时事新报》所载曹锟、张作霖宴客语；王昆仑《蔡元培先生二三事》（1980年3月4日《光明日报》）；徐彦之《北京大学男女共校记》（1920年7月1日《少年世界》第1卷第7期）；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934年）、《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的演说词》；顾颉刚《悼蔡元培先生》；胡适《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少年中国》1919年10月妇女号）；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红楼百年话沧桑》；《北京大学纪事》；田正平、金漪佳《北京大学首开女禁始末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6期）；甘肃省人民政府网站邓春兰条目；国家图书馆「民国人物」王兰条目；刘元功回忆（转引自前揭田正平文）。
尚存疑者六处：一、九名女旁听生的名单，《日刊》1920年3月11日所载含刘慎而无奚浈，通行名单含奚浈而无刘慎，孰为初录、孰为补入，未见原始档案说明；二、文科九人之外是否另有易姓湖南女生入理科旁听，只见当时报刊传闻与侦查员报告「理科一名」一条孤证；三、王兰入学的批准人，王昆仑晚年回忆作蔡元培，王兰1920年自述作教务长陶孟和，两份都是当事人说法；四、女生课桌位置两说相反，本文并列不裁断；五、能转正的人数，刘元功回忆只两人转正，与1920年秋「正式招收女生，九人皆录取」一说相抵；六、邓春兰生年1897与1898两说，及「信虽未达」与「适遭变故」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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