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着一本《唐诗选》下船

第 5 节没有火炉的那间书房

章炳麟，也就是章太炎，是当时名望最重的一位学者，早年因《苏报》案坐过牢，后来一度被袁世凯软禁。芥川去拜访他，那天下着返寒的雨。

他那间书房里挂着一张鳄鱼标本。书堆到顶，屋里没有地毯，没有火炉，椅子是硬邦邦的紫檀扶手椅，连坐垫都没有。芥川穿的是薄西装。

他的原话：私は今でもあの書斎に、坐っていた事を考えると、幸にも風を引かなかったのは、全然奇蹟としか思われない。我至今想起坐在那间书房里的情形，觉得没感冒完全是奇迹。

章太炎穿的是鼠灰大褂，外面套一件黑毛皮马褂，坐在铺了皮的藤椅上，脚伸得很开。芥川说他羡慕得受不了。

那天章太炎讲了三十分钟。他说现代中国在政治上堕落，不正之风也许比清末还多；学问艺术更见沉滞。但他又说，中国人天性不趋极端，只要这个特性还在，中国的赤化就不可能。

学生里面有人欢迎劳农主义，可学生不等于国民。他讲完这一整套，芥川在通篇之后只写了五个字：私は、唯寒かった。我，只是冷。

另一头是郑孝胥。坊间说他安贫乐道，芥川开着汽车到门口，看见的是一栋灰色三层楼，院里一丛发黄的竹子，雪球花开着。他写：如果清贫是这个样子，我什么时候搬来住都没问题。

客厅壁上一副对联之外几乎没有装饰，壁炉台上并排放着一对瓷瓶，插着一面小小的黄龙旗。郑孝胥不做中华民国的官，他是大清的遗臣。

他给芥川论时局，说中国只要还抱着共和，混乱就免不了；就算行王政，也得等一个英雄出来，而这个英雄还得应付错综的国际关系，所以等英雄等于等奇迹。临走郑孝胥送了他一首七言绝句，后来裱成了轴。

（郑孝胥后来在九一八之后出任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事。）

六月他到北京，看了雍和宫。东配殿供着四尊木雕欢喜佛，蓝脸红发、背上生出好几条手臂、脖子上挂一圈人头的怪物。看庙的收了银币一枚才肯掀幔帐。

楼上的堂守又是那一套，先要二十钱，芥川还到十钱才看见佛像，结果不是欢喜佛。堂守急了，指着佛像的男根反复说"有这个，有这个"。芥川末了叹一句，说这一具既不生子，只白白让堂守赚了烟钱。

他在北京还见了辜鸿铭。这位拖着花白辫子、穿白大褂的老先生一进门就用英语说"欢迎，请坐"。辜鸿铭生在福建，在爱丁堡读过书，娶了日本妻子，住在北京，自称东南西北人，能讲英德法三种语言。

他骂基督教、骂共和政体、骂机械万能，转头看见芥川穿着中国长衫，说：不穿洋服让人佩服，遗憾的是没有辫子。

谈了三十分钟，辜鸿铭八九岁的女儿进来，在父亲示意下背了一首日本《伊吕波歌》。芥川写自己有点鼻酸。后来他问辜鸿铭：先生对时局这样感慨，为什么不出来做事？辜鸿铭答了一句他没听懂。

请老人再说一遍，老人不耐烦，在纸上写了五个大字：老、老、老、老、老。

第 6 节他为什么写下"我不爱支那"

四月底，他在芜湖朋友的宅子里住了两天。晚上两个人在阳台上摆藤椅，槐树梢浸在月光里。他骂了半夜。

原话：現代の支那に何があるか？ 政治、学問、経済、芸術、悉堕落しているではないか？……私は支那を愛さない。愛したいにしても愛し得ない。この国民的腐敗を目撃した後も、なお且支那を愛し得るものは、頽唐を極めたセンジュアリストか、浅薄なる支那趣味の者であろう。

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都堕落了吗？我不爱支那。就算想爱，也爱不起来。亲眼见过这种国民性的腐败之后还能爱支那的，不是颓废到极点的享乐主义者，就是浅薄的支那趣味之徒。

这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要读明白，得把它拆成三层。

第一层，他看见的确实是一九二一年被外力撕开的国家表皮：池子里的小便，石板上流着的尿，邻座那条热毛巾，藤椅里的臭虫，旅馆里熏黑的墙。这些不是他编的，跟他同期的其他外国记录也对得上。

第二层，他为什么会这样理解。他脑子里那本中国书是《文章轨范》和《唐诗选》，是纸上的、古典的中国。他下船之后撞上的是另一个东西。

他自己的一段话把这个落差写得很清楚：现代的中国不是诗文集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吃。他还说，只靠《文章轨范》和《唐诗选》认识中国的汉学趣味，在日本也该慢慢消失了。

所以他的厌恶里有一半是失恋，是他自己那套教养的破产，不是对现场的判词。

第三层，我们容易漏掉的。他既用西洋近代的卫生与秩序当尺子量中国，又是最不接受西洋的那个人。

同一本书里他写道：我不是讨厌西洋，我是讨厌俗气。他宁愿躺在土馒头下，也不要躺在大理石十字架下。个人趣味上他退回日本，量中国的尺子却是西洋的。这两件事同时在他身上，他自己没觉得别扭。

也不该把他一律当偏见看。他说过一句很准的话：不管是谁，到中国住上一个月，都会莫名其妙地生出议论政治的冲动，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里蓄着二十年的政治问题。他自己就是例子，在江南兜了一圈，政治热一直没退。

他在上海见的最后一位年轻人叫李人杰。这个人原名李汉俊，留日归国，是《星期评论》的编辑人之一。芥川记他"年纪不到二十八岁，按信仰算是社会主义者，是上海的'青年中国'的代表"。

李汉俊的日语比他好，论事清楚。那天他说，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既不是共和也不是复辟，只有社会革命一条路，而要社会革命就得宣传，所以他们的本分是著书。

这一面之缘发生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前后。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李汉俊和他哥哥的寓所里开幕，会开到一半被巡捕房发现，转去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接着开完。

芥川不知道这件事。他也不知道，李汉俊会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被枪杀，而他本人死得更早。

第 7 节一个词，来自日俄战争

上海青莲阁一类茶馆，天快黑的时候，卖笑的女人就聚过来了。芥川管她们叫"野鸡"，说看着都不满二十岁。她们见了日本人就围过来喊"アナタ"（你）。

还有一句。原话：又「サイゴ」と云う事を云います。「サイゴ」とは何の意味かと思うと、これは日本の軍人たちが、日露戦争に出征中、支那の女をつかまえては、近所の高粱の畑か何かへ、「さあ行こう」と云ったのが、濫觴だろうと云う事です。語原を聞けば落語のようですが、何にせよ我々日本人には、余り名誉のある話ではなさそうです。

她们还说"赛过"。这词什么意思呢？据说来源是日俄战争出征的日本军人，抓住中国的女人，往附近的高粱地里去时说"走吧"（さあ行こう），这就是滥觞。听了这词源，像段落语，可不管怎么说，对我们日本人来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日俄战争是一九零四到零五年，战场在中国东北。二十年前一个日本兵嘴里的"走吧"，二十年后变成了上海街头拉客的吆喝。这是他自己国家留在别人语言里的化石。他记下来了，处理成一段趣闻，没有再往下想一步。

还有一次他也差一点想下去。他去参观东亚同文书院，那是日本在上海办的学校，专门训练熟悉中国的人才。

他在宿舍二楼走廊的尽头看见窗外一片青麦，麦田里零星开着油菜花，更远处低矮屋顶上有一面鲤鱼旗在风里翻。他写：忽然觉得自己不在支那，是在日本。

紧接着下一句是：可走到窗边一看，眼皮底下那块麦田里，有个中国农民正弯腰干活。他说这让他生出一种"不像话"的感觉。他自己也知道那份"回到日本"的愉快来路不正。

他记住了很多这样的碎东西。十刹海挂茶屋的男女不许同席，中间横着一根圆木，带着女儿的爹把女儿放在对面，自己坐这头，隔着木头喂点心。

中野江汉告诉他，北京修环城铁路的时候，有一段线要穿城而过，为了"环城"这个名目站得住，特意在城墙里又砌了一道城墙。

松庵那座杨椒山故宅，门口摆着一个写着"君子自重"的小便壶，而杨椒山"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石碑，被拿去当了灯台。

还有一处不该漏。他在一家妓馆的后间偷看，看见白天还坐在酒楼上的艺者花宝玉，正和一个胖阿姨围着饭桌吃饭。桌上只有两个碟子，其中一个全是青菜。

他写：这个嚼着菜根的花宝玉，已经越过了供浪子玩弄的美人，是另外一样东西了。这是我头一回对中国的女人感到像人一样的亲近。

他夸中国女人的耳朵长得好看，说日本女人的耳朵因为长期藏在抹了油的鬓发后面，变得扁平、肉厚。这一节里他把活人拆成了器官来欣赏，这本身也是一种目光，只不过被他自己那点得意盖住了，他没听见。

第 8 节这些字是谁留下来的

本次引用的日文原文，取自青空文库电子文本。底本是『上海游記・江南游記』（讲谈社文艺文库，二〇〇一年十月十日第一版），底本之亲本是『芥川龍之介全集』（岩波书店，一九九六）。

所据四篇是《上海游记》（一九二一年八至九月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长江游记》（一九二四年）、《北京日记抄》（一九二五年）和「支那游記」自序（一九二五年十月）。

中文可参秦刚译《中国游记》，中华书局二〇〇七年一月版，"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张明杰主编，ISBN 978-7-101-05348-7。

页码要交代一句：青空文库的电子文本不逐页标注页码，只给底本版本信息，所以本文按篇名加小节定位，不编造页码。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改造社出过《中国游记》单行本，收了四篇游记和此前未刊的《杂信一束》，那是初版形态。

可信度大致分三级。

一是他的正文。看戏、吃饭、住店、砍价这些，写的是当天的事，属于一手记录，可以直接引用。

二是他事后补的说明。自序写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离旅行已四年，叙述里带着总结的口气。日期也有出入：芥川写自己三月二十一日在门司登船，另有资料记他三月三十日抵沪，报到上海后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一日入院。两组日期对不齐，本文并列两说，不作裁断。

三是他随手写下的数字与专名，最需要留神。雍和宫喇嘛画师一年卖画"一万二三千元"、窑台一带妓女"时价十五钱上下"、在上海给一个艺者当"檀那"要花"五百日元"、天蟾舞台的入场费"一二日元到一元五十钱"，这些都没有核对过，只能当他的印象。

旅馆名把"东和洋行"记成"东亚洋行"，这一类错误说明他对上海的街道与店名并不熟。

至于他在北京见胡适的经过，可以拿《胡适的日记》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那一条对照。胡适记芥川"自言今年三十一岁"（那年他实岁二十九），又说他穿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两条日记放在一起读，才知道当天两边各自记下了什么，又各自漏了什么。

还有一条要写清楚：芥川写这些话的时候，肋膜炎刚好，连日赶稿，神经衰弱。这决定了整本书的调子，读者不必把那些狠话当成定论。

他回国后又活了六年。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东京田端的家里服毒自杀。遗书《给某旧友的手记》里写着：僕は将来に対する唯ぼんやりした不安のために自殺するのである。我是为了对将来那种朦胧的不安而自杀的。

这句话和他一九二一年在芜湖阳台上骂的半夜，其实是一回事的两头。他在中国看见的那些东西没让他改变什么，可也没法从眼睛里拿出去。他留下的记录里被引用最多的一句，恰恰是那句最不该当结论的"我不爱支那"。写下那句话的当晚，他坐在朋友的阳台上，槐树梢在月光里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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