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6 年 2 月 16 日,天津北马路。第一辆电车从西南角拐过来的时候,站在路边的人往后退了一步。
车是木头的。除了底盘、车轮和车顶那根接线弓,车厢内外几乎全是木制件,漆成黄色。司机脚下没有喇叭,只有一只铜铃,踩下去是「铛铛」两声。天津人后来管它叫摩电车,也叫铛铛车。
票价不高。头等厢绕城一周一枚铜元,二等厢半枚。头等厢里铺绒垫,地上有地毯,角落摆痰盂,夏天开电扇;二等厢只有竹藤椅子。
一枚铜元在当时能买什么?天津面食铺里的馒头,一个一枚铜元。半枚铜元坐一趟环城电车,就是半个馒头。
这一圈是 5.16 公里,沿途二十个站。刚通车时只有单轨,会车得等,1907 年才铺成双轨。
天津人给这条线编了句顺口溜,收在《天津地理买卖杂字》里:「四马路,安电线,白牌电车围城转。」
天津的电车,出自 1904 年 4 月 26 日签字的一份五十年专营合同。
1900 年庚子之后,八国联军控制下的都统衙门下令拆掉天津卫的城墙,沿墙基筑成东西南北四条马路。路面笔直、等宽,正好埋钢轨。
1901 年 11 月,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出面,联合在津外国人组了个电车电灯公司董事会。铺轨的事一拖几年,直到光绪三十年才落定。
1904 年 4 月 26 日,中方代表唐绍仪、蔡绍基、王仁宝、凌福彭与比利时方面签下《天津电车电灯公司合同》,经直隶总督袁世凯批准生效。合同原件今天存在天津市档案馆。
合同给了什么?以老城鼓楼为中心,周围六英里之内,电车与电灯由比商专营,期限五十年。另一些资料把这段范围写作方圆三公里。公司董事三洋三华,华人董事由直隶总督选派,董事长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担任。
商界起初反对,理由是电车抢生意。袁世凯发了张告示回应,话说得很直:「电车一项,各国殷盛冲要之区,无不安设,辙迹愈密,商务愈兴,需用人力亦愈广。天津风气早开,绅商多身历外洋,当有真知灼见者。」
真正贴着墙根贴出去的,是一份《巡警局白话告示》,登在 1906 年 2 月 21 日《大公报》上。它不讲道理,只讲怎么活命:
「电汽车已经开行了,车又重,走得又快,若不小心,要是碰着压着,大有性命之忧……北门外乐壶洞这条马路四通八达,人又多,车马又拥挤,电车又在这做了站头,你们到此千万要留神,不可乱步,以免弄出祸患来。」
告示最后还专门叮嘱了一句:「小孩们虽说不懂事,家里头的父兄也可以管教管教,正格的就不怕损伤孩子们吗?」

公司要对付的不是钢轨,是没人敢上车。
通车头几个月,天津人怕电,也怕这个不用马拉就能跑的铁家伙,街面上贴着标语:「好人不坐电车。」公司先请人免费试坐,再把票价压到平民能接受的水平,另外加了个别的办法:每月开一次奖,用车票上的号码抽签,中了奖银元或铜元。
车厢里的等级很快取消。头等的绒垫、二等的竹椅一并撤掉,全换成木座位。坐车的人多了,谁也没空分等次。
推销的花样还剩不少。端午和中秋,电车后面挂一节彩车,「编制水龙云月,内烛以五彩电灯」,雇人在车上吹打奏乐,沿街慢慢走,「引诱男妇老幼,游观如堵」。车上也设过妇女专座。
票价后来按段收,一段小铜元三枚。到二十年代,最低铜元两枚,最高六枚。花六枚「大子儿」,能从老城北大关坐到法租界的劝业场。
三十年代的统计里,天津城里每人每年平均坐五十二次有轨电车,上海三十八次,北京十七次。
天津人自己也把这件事写下来了。《大公报》1933 年 4 月 22 日一篇署名莎蒂的《天津交响乐》里写:「电车载着疲惫的工人从东方(指租界)驶来,东去的电车挤满了『洋气』的城市男女。」坐电车逛劝业场,是那几年最时兴的事。
售票员开车前吹一声小喇叭,算是信号。动作慢的乘客上车就喊「先别吹」,喊出了后来的一句歇后语:老太太上电车——先别吹。

票价便宜的另一面,写在工人的考勤牌上。
电车公司的修理厂盖在南开中学北边,占地三千平米,招了华籍工人一百多名,工种分铁工、木工、油漆工、驾车工、电工、案工、机工。厂里的设备和器材都在布鲁塞尔买好,再运到天津。
考勤用铜牌,天津话叫「牌底」。传达室的玻璃盒里摆着一排小铜牌,上面刻着工人的名字和号数。人上班来,先取出自己的牌,挂到自己车间的黑板上;下班再挂回门房。抄牌的人照着牌记工。
一位电车装配工后来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里回忆,副总办小鲁发每天六点半就站在门口看牌底。七点上班,晚一分钟罚五分钱,晚过五分钟不准进厂,那天工钱也扣掉。三次迟到,开革。
同一份回忆里记了工钱:装车工人新进厂月薪十六元,卖票员十三元半,都干满一年才增资。公司成立时订的是八小时工作制,小鲁发到任后改成十小时。外国人和公司职员礼拜天休息,中国工人没有。
1929 年 6 月,电车电灯工会第一分会总干事常升品、第三分会总干事陈泽霖先后被开除。
工人随即成立罢工委员会,提出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十条要求,限公司一天内答复。第二天早上没有回话,全线罢工。
在 1929 年 6 月的那批工人看来,八小时工作制是公司成立时就写在章程里的东西,不是要来的新待遇。
罢工的维持队分赴各路要道切开电闸,宣传队在电车经过的地方贴标语。标语里有两句留了下来:「提高工人地位」「老子要收回这个电车」。
背景是收回利权。1929 年 6 月,天津特别市政府成立「收回电车电灯委员会」,市长崔廷献出面;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致函市政府,要求限比公司三日内解决工潮。
当年 8 月 31 日,中比签订交还天津比租界的约章。
电车通了,天津的人力车反而更多了。
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电车通车那一年,天津全市有人力车 6788 辆。
营业用的六千一百二十七辆,自用的六百一十一辆。拉车的有八千八百零二人,分属二千三百零六户。
车铺是二百二十八处,从业人员一千四百四十六人。到民国五年,人力车涨到四万七千余辆,车工六万余人。
道理在票价上。电车只走那几条线路,站与站之间还得靠脚;能掏六枚铜元坐到底的,是工人和职员;嫌挤、要体面的,仍旧坐人力车。天津的电车成了最穷的人坐的车,人力车反倒成了「的士」。
对乘客来说,两枚铜元是一趟车。对车夫来说,四十枚铜元是每天醒来第一件要凑齐的钱。
代价压在车夫身上。租一辆车,每天交车份钱四十到五十铜元,折八九角到一块银元;租车得有铺保或人保,还要交二十到三十元保证金。全市连租界共八个行政区,人力车要在八个区都上捐才可通行。而电车票最低只要两枚铜元,一个车夫一天的车份钱,够他坐二十来趟电车。
巡警总局为了电车公司的请求订过限制人力车的章程:空车不准沿街游走揽客,违反的摘车垫、罚款、罚跪。同时在市内设了一百五十个人力车站。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历已是 1911 年 1 月,五六千名人力车夫聚在督署前,要求废除这份章程。
1911 年 8 月 16 日中午,一个孩子在电车轨道上玩,岗亭里的巡警周俊山跑过去把他托出轨道,自己被电车轧断右腿,头部也伤得很重。当天电车被投石块,车厢被棍棒砸烂,公司宣布停运。
后面的事有点反常。公司不但不赔,反过来追究巡警局事发时拘押司机和售票员的责任,还抗议巡警没抓砸车的人。巡警局提出九条要求,拒绝赔那辆被砸的车。谈判期间,电车又接连刮倒、撞倒行人和人力车夫。
津绅陈郭鲁写过一段话:「今该公司反生种种不法之要求……其干犯法纪、曲庇凶徒、藐视国权、蹂躏法律、草菅人命、蛮横无理,已属显然。」
天津城董事会也给巡警道去过一封函:「当此电车驰骋通衢,人命已极危险,所赖以保障维持者,惟兹有完全权力之警察,倘此次隐忍曲从,则警察权力亦被该公司所侵抑,地方人民更何所依倚,言念至此,曷胜悲愤!」
电车公司的华董、《民兴报》总理刘孟杨辞了职。出面调解的是三个人:商界领袖宋则久、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警察局长杨以德。他们提出由电车公司、警方、市民共同保证电车安全。
事情一直到武昌起义爆发才停下来。官府和民众的注意力都被别处拿走了。

收进票箱的铜元,最后有一部分去了日本。
1909 年,公司盈余一万八千八百四十元。1912 年盈余十九万一千零五十九元,是 1909 年的十倍。
关于何时收回投资,说法不一:有写 1912 年当年的,也有写五年、六年的。1916 年到 1928 年,公司在电车线路上获利近两千五百七十三万元。
电灯那头的进项更稳。到 1932 年,装灯户数超过五万,电表押款平均一户八十元,合起来大约四百万元。
这笔押金存进华比银行,利息够发全公司工人的工资。电灯电力收入每月约六十万元,电车票款每月约二十万元,各项收入每天存进华比银行,每周汇一次去比利时。
铜元的问题更大。1920 年起,公司把积聚的铜元成吨地高价卖给日本三井、三菱两家洋行,由对方私运回日本制造军火;同时在北大关设了兑换处,垄断天津的铜元市场,按十之七八的比率收兑。
1940 年,天津全年电车乘客八千一百八十三万人次,当时全市人口一百五十万。电车售票只收铜元,公司每天进账铜元七十万枚,占全市流通铜元的一半以上。
七十万枚铜元,按一枚一个馒头算,是七十万个馒头。

这篇里的年份和数字,有几处互相打架,一并写在这里。
还有一处要单独说。1932 年电灯每月约六十万元、电车票款每月约二十万元,与 1940 年公司每天进账铜元七十万枚,这两个数字分属币值和枚数,中间隔着通货膨胀与铜元购买力的变化,不宜直接相除。
1941 年,日本人用武力接管了电车电灯公司,1943 年改称「军管理天津电车电灯公司」。1945 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电车部和电力部。比利时商人拿着那份五十年合同要求继续经营,电车职工发动抗交罢工,这事最后作罢。
合同上写的是五十年,实际经营了四十一年。
1963 年,天津定下「淘汰有轨、维持无轨、大力发展公共汽车」的方针。拆线其实从 1951 年就开始了,一趟一趟地停:
到 1972 年年底,全市有轨电车拆完。1973 年元旦起,跑了 67 年的铛铛车在天津成了历史。
那圈铁轨被撬起来之后,四条马路还在原地,名字也没改。北马路、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围着老城画一个方。地面下的土,是 1901 年拆城墙时留下的。
2006 年 11 月,滨海新区从法国运来一辆导轨电车。
2007 年 5 月 10 日早上七点,两辆电车披着红绸从洞庭路站开出,试运营。距白牌电车第一次围城转,隔了一百年。
那栋办公楼还在,门楣上留着「1904」。2025 年,它连同当年敷设的电缆,一起被列进天津市工业遗产名单。
天津人还记着两句歇后语:白牌电车——围城转;老太太上电车——先别吹。前一句说的是那圈线,后一句说的是开车前那一声小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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