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剪掉了衣服上每一张标签

第 3 节手提箱里那把改短的刀

1949年1月14日，阿德莱德火车站寄存处清出一个没人来领的棕色手提箱，寄存标签上的日期是十一月三十日。

前一天上午，有人拎着箱子进了火车站，买了一张去亨利海滩的二等车厢票，没有上车。他把箱子存进寄存处，出了站，坐上开往格莱内尔格的公共汽车。这几个动作，是靠几张没被扔掉的票根拼出来的。

箱子和死者身上的衣服对得上。里面没有钱，没有文件，衣物的商标一律剪掉。

箱里还有橙色蜡线和针，与死者裤子上那几处补丁的线一致；一把尖端磨过的电工螺丝刀；一把磨短成近似武器的餐刀；一把开过刃的剪刀；一把刷货运标记用的大模板刷；几支蜡笔；裤脚内侧残留着沙。

三处名字没剪干净。领带上写着「T. Keane」，洗衣袋上写「Keane」，内衣上写「Kean」。三组干洗编号全国查过，没有下落。

死者自身的记录来自阿德莱德大学的病理学教授约翰·伯顿·克莱兰：四十到四十五岁，身高约一百八十厘米，体重八十公斤上下，宽肩窄腰，头发是偏红的花白色，手和指甲没有体力劳动的痕迹。

他特别注意了小腿和脚趾。小腿肌肉异常发达，脚趾呈楔形，大脚趾与最小脚趾向内收。他推测这人可能长期练过芭蕾，或者穿过很久的高跟靴。

重看遗体的医生注意到，死者的鞋擦得很亮，不像在沙滩上走了一整天的样子。他提出过尸体可能在死后才被搬到那里，也补上一句：这只是推测，因为几位目击者都认定，夜里和早晨看到的是同一个人，位置和姿势都没变。

尸检报告上还有几行：胃里有混着血的食物；两肾充血；肝血管里的血过量；脾脏约为正常大小的三倍；显微镜下可见肝小叶中心坏死与急性出血性胃炎。这些足以说明他死得不自然，却指不出具体死因。

六月，验尸官托马斯·厄斯金·克莱兰重新翻检死者衣物。他在裤腰内侧一个缝制的暗袋里摸到一个小纸卷，卷得很紧，塞在衬里深处。摊开，两行印刷体波斯文：Tamám Shud。意思是「结束了」，出自《鲁拜集》的最后一页。

审讯在6月17日开始。

阿德莱德大学生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塞德里克·斯坦顿·希克斯作证，说有一组药物在很小的口服剂量下就能致死，且极难检出。他把两个名字写在纸上交给验尸官，这张纸被登记为一份编号证物，两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公开：洋地黄与哇巴因。

验尸官克莱兰的结论原文是：「我愿意认定他死于毒物，毒物可能是一种糖苷，且并非意外摄入；但我无法判断它是死者自己服下，还是由他人给服。」

审讯结束后，标本师保罗·劳森在市政停尸房给死者的头部和肩部翻模。石膏像后来存在南澳警察历史学会，里面嵌着几根头发。

案子在这时候第一次拐弯。警方顺着书找到了一个护士：住在格莱内尔格的杰西卡·汤姆森，她家离发现尸体的地方约四百米。7月26日，警察带着石膏像上门。她看了，答不认识。在场一名警员的记录是，她「完全被镇住了，看上去快要晕过去」。她提出一个要求：不要留下她的姓名记录。警方答应了。

一年后，一个名叫阿尔夫·博克索尔的男人在悉尼被找到，活着。1945年汤姆森在悉尼当护士时，曾把一本《鲁拜集》送给他，扉页签着「JEstyn」，还抄了一首诗。他那本书的最后一页完好，「Tamám Shud」还在。被问到与情报机关有没有关系，他的回答是：「这个说法挺戏剧化的，不是吗？」

他的下葬比审讯更早。1949年6月14日，西台地公墓，救世军免费主持仪式，墓地和石碑由几位当地居民凑钱买下。那几天警方还抱着一个希望：留着一具完整的遗体，总会有人来认领。

（那卷纸是谁发现的、在哪个月发现，记载不一：有说发现尸体后几天，有说1949年6月；有记在验尸官名下，有记在病理学教授名下。这两位克莱兰同姓，后世的复述常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

第 4 节那五行字母到底算什么

纸条是从一本《鲁拜集》的最后一页撕下来的。1949年7月22日，有人把书交到了警局。

那是一本1941年新西兰基督城惠特科姆与汤姆斯出版社出的书，内容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59年的英译。交书的人说，他在海滩附近一辆没上锁的汽车后座上发现了它。警方给他起化名「罗纳德·弗朗西斯」，真名从未公布。显微镜比对的结果是撕口吻合。

书里还有别的东西。铅笔写的电话号码属于杰西卡·汤姆森，另一个号码没查出主人。

封底有五行大写字母，笔画很淡，是从上一页压过来的印痕，紫外灯下才看清，第二行被划掉了。转录出来是这样：

WRGOABABD

MLIAOI

WTBIMPANETP

MLIABOAIAQC

ITTMTSAMSTGAB

第一个字母是W还是M，各家看法不同。全部字母约五十个。

这五行字是什么？没有公认读法。

1978年，应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斯图尔特·利特莫尔的请求，国防部的密码机构分析了这几行字。报告的结论是，如此短的文本得不出令人满意的唯一解，也不能排除只是随手涂鸦。

1994年，维多利亚州首席大法官约翰·哈伯·菲利普斯复核案卷，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就是洋地黄」。他的依据是内脏充血、查不到自然疾病、肉眼找不到其他死因。

2014年，计算语言学家约翰·雷林做了一次大规模比对，倾向认为这些字母是英语文本的首字母缩写式速记，而不是密码，并判断原文大概永远无法还原。

2022年，德里克·阿博特的说法是：「我猜这串『密码』只是四行东西的记忆提示，说的是一件浪漫的事。」他也提到过，可能是地名清单或赛马名字。

有几处说法对不上：

• 交上来的那本书，是撕下这一页的同一本，还是同一版次的另一本；
• 那个电话号码的主人，是否就是收书人；
• 汤姆森的卒年，一说1999年，一说2007年；
• 韦布的出生日期，主流资料写十一月十六日，另有资料写六月十六日。

2022年7月的记者会上，南澳警方的原话是「谨慎乐观」，法医科学局拒绝评论。此后有二手报道称州政府自行取样复核、结论一致，死亡登记上的名字已改为卡尔·韦布。我没有找到警方或法医科学局的原始公告，这一条按未经一手权威确认处理。

关键物证大多不在了。棕色手提箱1986年被销毁，理由写的是「不再需要」；那本书在1950年代遗失；部分证人陈述从卷宗里消失。南澳警探格里·费尔图斯经手这个案子时间最长，他的书2010年出版，身份与死因都没能写定。

（本节主要依据：南澳《警察杂志》2000年多萝西·皮亚特的重述、阿德莱德大学阿博特整理的案件年表、南澳警方公布的照片与笔迹转录，以及阿博特与菲茨帕特里克2022年7月的记者会材料。）

第 5 节间谍故事抢在了前面

密码、毒药、间谍，这三样让案子出了名，也恰好是证据最薄的部分。

密码没有公认读法，最专业的意见说它太短，最简单的解释是它可能只是一份备忘。毒药从来没被检出实物。阿博特的原话是：「当年的病理学家受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训练，找不到明确死因时，习惯往毒物上靠。记住，没有检出任何毒物。」

他提过替代解释，比如体位性窒息，比如脾脏增大背后的肿瘤或感染。1994年菲利普斯说「几乎可以肯定」，二十八年后的研究者说「证据很薄」，两代人的专业判断正好相反。

间谍这一条也没有落地。没有任何情报机构承认过他，韦布本人是墨尔本的电工与仪器制造工，没有情报背景。

阿博特与美国法医系谱学家科琳·菲茨帕特里克在2022年7月宣布了身份：卡尔·「查尔斯」·韦布，1905年生于墨尔本西郊的富茨克雷，家中六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

父亲理查德·奥古斯特·韦布从汉堡移民来澳，在斯普林韦尔开过面包店。哥哥罗伊1943年死在缅甸，是修泰缅铁路的战俘。姐姐弗雷达·格雷斯·基恩有个儿子叫约翰，同年在英国服役时身亡。领带上那个没剪掉的「T. Keane」，就是这个姓，阿博特把它列为对得上的细节之一。

韦布1941年与药剂师多萝西·罗伯逊结婚，住南亚拉，婚姻不睦，1947年前后分居，多萝西以遗弃为由提出申请。她后来说他独来独往，朋友很少，晚上七点就上床睡觉，但情绪不稳，遇上事容易动怒。他最后一次被确认出现在维多利亚州是1947年，之后从记录里消失，七年里没人报过失踪。

从1948年往回看，他不太像在执行什么任务。婚姻、住址、衣服上的名字，他一样样丢掉。一个人要消失得干净，不一定需要谍报训练，只要没有人在找他。

被反复引用的「间谍证据」里还有一条来自女人。凯特·汤姆森在电视访谈里说，她母亲知道死者是谁，只是不肯说；她还说母亲会讲俄语。阿博特对这条的回应是：「我问过杰斯廷的一位密友，她说，『她根本没有学俄语的那份毅力。』」

汤姆森的儿子罗宾生于1948年，2020年去世。阿博特说他与死者有两处罕见的身体特征相同，一处牙齿，一处耳形。亲子关系从未被证实。阿博特本人后来与汤姆森的外孙女雷切尔·伊根结婚，这件事让他的研究动机常年被人议论。

还有那本书。1940年代的英语世界，《鲁拜集》是家庭之间、恋人之间常见的赠书，畅销了半个世纪。把它的末行当成遗言，等于把一本畅销书当密码本用。

这个案子里全是能摸到的东西：半支烟，剪掉的商标，卷紧的纸条，擦亮的鞋。它也让任何一个人都能插一句话：1978年那几行字母在电视上公开之后，警局和研究者收到的解答来信，堆了四十多年。

第 6 节墓碑上那行英文字

1949年6月14日，他葬在阿德莱德西台地公墓。碑上刻的是：这里躺着一位无名男子，被发现于萨默顿海滩。（原文：Here lies the unknown man who was found at Somerton Beach.）

2021年5月19日，南澳警方按总检察长的批准开棺取样，从遗骨和保存下来的头发里取到了DNA。碑没有换。

消息在2022年公布。那年年底，电视台播出了从韦布家相册里翻出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照片。其中一张是1921年斯温伯恩理工学院的足球队合影，队员站成两排，里面有个年轻人姓韦布。

没有人知道他是哪一个。

本期主题：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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