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 年 5 月，第一产房门口多了一只盆

第 3 节一把解剖刀划破了他的手指

把这件事想通的人，是在一次意外死亡之后才想通的。

1846 年 7 月 1 日，塞麦尔维斯被任命为第一产房的第一助理。

那天他刚满 28 岁。

他每天的工作从解剖室开始，先把前一天死掉的产妇一个个剖开，记下腹腔、心包、胸膜里有什么，再换衣服去查房。

手上的味道洗不掉。他后来写过，用肥皂洗完很久，那股尸体味还在。

1847 年 3 月 2 日，他离开维也纳去威尼斯。

回来那天是 3 月 20 日。他听到的消息是：老师、法医学教授科莱奇卡死了，43 岁。

死因是一场尸检里，学生手里的刀划破了他的手指。

塞麦尔维斯去看了那份尸检记录。上面写着淋巴管炎、静脉炎、胸膜炎、心包炎、腹膜炎、脑膜炎，一只眼睛里还有转移的病灶。

这些词他在产房的死者身上见过很多次。同一个病。区别只在于科莱奇卡是个男人，没有子宫。

他在 1861 年的书里回忆过当时的感受：「我在威尼斯的艺术珍品里还没回过神，科莱奇卡的死讯就把我彻底打乱了。在这种激动里我看得很清楚：科莱奇卡死于的那一种病，和几百个产妇死于的那一种，是同一个病。」

一把刀划破手指，和产房里的产妇有什么关系？他的答案是：做尸检的那些人，手上带着同样的东西。

5 月中旬，他下令所有人进第一产房前用氯化石灰溶液洗手，器械一起泡。他先在门口摆的是“液氯”，嫌贵，换成了更便宜的氯化石灰。

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后来我不用液氯了，因为它太贵，我改用了更便宜的氯化石灰。」

4 月，第一产房的死亡率到了 18.3%。

洗手从 5 月中旬开始。那个月剩下的半个月里，294 名产妇死了 36 个。

6 月，2.2%。

7 月，1.2%。

8 月，1.9%。

下半年剩下的七个月，1841 名产妇死了 56 个，3.04%。第一产房第一次低于第二产房。

1848 年整年，第一产房 3556 例产妇，死 45 人。

第二产房 3219 例，死 43 人。两边都落到 1.3%。

这一年的 3 月和 8 月，第一产房一个都没死。

也不全是顺的。1848 年，第一产房收进一个子宫癌的产妇，另一个膝盖化脓的产妇，死亡率立刻抬头。

塞麦尔维斯改了说法：传染物不是尸体，是任何正在腐烂的有机物。洗手变成两个病人之间洗一次，器械也要洗。

他还画过一张图。1823 年维也纳开始做病理解剖，那之后产褥热死亡开始往上爬。都柏林的 Rotunda 医院不做病理解剖，那条线一直是平的。

他手上没有显微镜下的证据，全部的证据就是两间房的月度比率，和一个跟他自己每天的工作直接相关的结论。

（科莱奇卡死于 1847 年 3 月 13 日。）

（4 月那个 18.3% 与全年数字有出入。）

（也有材料把它记成全年数字，与 1847 年 3490 例死 176 人的记录对不上。）

第 4 节他走的时候没有跟人道别

1849 年 3 月 20 日，他的助理任期到期。主任克莱因没有给他续签。

前一年他卷进了欧洲的这场革命。匈牙利人当时在维也纳是个敏感身份。

他申请产科讲师，第一次被驳回，第二次等了十八个月。

1850 年 10 月 10 日，位置批下来了，附了条件：不许进解剖室，只能对着皮革模型给学生上课。

批准下来没几天，他收拾东西回了佩斯，没跟老同事告别。

1850 年他回佩斯后去看过圣罗库斯医院，那里的产科正在闹产褥热。他进门看到的场面是：一具刚死的产妇，一个在剧痛中的，另外四个病重的。

1851 年 5 月 20 日，他拿到这家医院的产科主任位置，没有薪水。

四年里，这家小医院接生了 933 个孩子，死在产褥热上的有 8 个。

同一时期，维也纳和布拉格还在 10% 到 15% 之间。

同一年，基尔的产科教授米夏埃利斯是欧洲最早把强制氯化石灰洗手写进规程的人之一。

1848 年 8 月 8 日，他在莱尔特自杀。

他 50 岁。压垮他的是他终于算清了自己手上死过多少人，其中一个是他疼爱的晚辈亲属。

1861 年，他出书了，《产褥热的病因、概念与预防》，五百多页。距他第一次在产房门口摆上一只盆，已经十四年。

书寄给欧洲各国的产科教授，回音很冷。

1862 年起，他开始写公开信，把反对他的教授称为“不负责任的杀人犯”，有的信里写“屠杀的同伙”。

他还有一个麻烦。

他一辈子坚持产褥热“不是传染病”，只认“尸体物质”和“腐烂的有机物”。1861 年那本书里他写得很干脆：「产褥热不是一种传染性疾病。」

这跟二十年后被证实的微生物致病说不合。

匈牙利医学史论文《Semmelweis – szélesebb történelmi kitekintéssel》提出过一个解释：他不肯松口，是因为一旦承认这是流行病，产科医生就能拿瘟疫当免责的理由，他不愿给同行这个台阶。

1865 年 7 月 30 日，妻子和赫布拉把他送进维也纳近郊的下奥地利精神病院。

后来的记述里，家人是以参观一所新研究所为名把他带去的。他明白过来后试图离开，被看护按住。

两周后，8 月 13 日，他死了，47 岁。

官方记的死因是脓毒症，右手一处坏疽的伤口。1963 年迁葬开棺，人们在他的双手、手臂和左侧胸腔上找到多处骨折。

他的遗骨被送进他出生的那栋房子，那里现在是塞麦尔维斯医学史博物馆。

至于那处伤口是怎么来的，材料说法不一，有说他自己做手术时感染的，也有说来自入院后的殴打。

（那位晚辈亲属的身份两说并存，英文维基写侄女，另有材料写表妹。）

第 5 节南丁格尔也相信坏空气

同一件事，换个说法，就有人信了。

1854 年 11 月，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带着 38 名护士到了斯库塔里的军营医院。

士兵从前线运过来，很多人上岸时还穿着负伤那天那身军装，脏得发硬。

1855 年 2 月，这里收治的士兵死亡率到了 42.7%。

十个人里死四个多。

政府派来的卫生委员会在 3 月 17 日之后动手，清下水道，开窗户。

到 6 月，死亡率落到 2.2%。

1855 年 4 月的那一周干了什么，她的报告里记得很清楚。

推走 215 车污物，下水道冲了 19 次，埋掉两匹马、一头牛、四只狗。

她的第一个冬天，有 4077 名士兵死在斯库塔里。

死于斑疹伤寒、伤寒、霍乱和痢疾的人，是死于战伤的十倍。

南丁格尔同样不知道病是怎么传的。她信的是坏空气，是营养，是通风不好，是士兵太累。

这些说法跟当时的主流框架对得上，所以她被接受了，成了英雄。塞麦尔维斯的说法对不上，因为那等于说医生是凶手。

那个“从四成多降到两个点”的说法，是 1911 年英国《国家传记辞典》写进去的。

2001 年的第二版把它删了，理由是南丁格尔任期的第一个冬天，死亡率其实在往上走。

1867 年 3 月，格拉斯哥的李斯特在《柳叶刀》上发表了用石炭酸处理伤口和器械的做法。

他做的是同一件事的延伸：把人身上带着的东西杀掉。

1879 年 8 月，巴黎，法国科学院讨论产褥热的成因。一位发言人把疫情归给某种“产褥瘴气”。

据后来的记述，路易·巴斯德打断了他：「这些东西不会引起疫情。是医护，把一个病人身上的微生物，带给了健康的人。」

说完他走到黑板前，画了一条链状排列的微生物，说：看，就是这个样子。

这时候，塞麦尔维斯死了十四年。

今天，这项操作在医院里有个专门的监测指标，叫手卫生依从性。

• 世界卫生组织 2023 年发布的资料里，在没有专门干预的情况下，全球医护人员的依从性平均在 40% 左右。
• 重症监护病房是最高的一档，大约 60%。
• 每 100 名住进急症医院的患者里，高收入国家有 7 人会至少染上一次医疗相关感染，中低收入国家是 15 人。

全球还有一半的医疗机构，在诊疗现场和厕所连肥皂加水或者含醇手消毒剂都凑不齐。

1904 年，圣罗库斯医院门口立起了他的铜像。那家医院，就是他 1851 年拿到一个没有薪水的职位、推门看见一具刚死的产妇的地方。

产房门口那只盆没有了。现在墙上装的是按压式的含醇手消毒剂，旁边贴着一张纸，写着五个必须洗手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