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加特的四十四张底片
第 1 节占卜说，她该出一趟远门
1931 年斯图加特的民俗节上，一个年轻女人端着相机，冲着四个穿周日盛装的女人按了快门。草帽上缀着十一颗羊毛球，帽子底下还压一顶黑帽，硬纱蒙住眼睛，在下巴底下系紧。帽子的形状、纱的厚度、胸前刺绣的针脚，都被她收进底片。
那一年的这种底片她拍了大约五十张。其中四十四张由她自己编号、编目，题名「Trachtenfest, Stuttgart 1931」。斯图加特是她出生的城市，节上穿盛装的人，是她的同乡。
她叫赫达·哈默尔，家里做出版生意，日子过得宽裕。三岁那年一场小儿麻痹让她的路从此走得有些跛。十一岁她得到一台方盒相机。父母送她去因斯布鲁克学医，她改行，上了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立摄影学院，毕业前后又在斯图加特的照相馆和汉堡的摄影工房各做过一段学徒。
两年后，一份德国摄影刊物上登出一条招工广告。北平东交民巷，一家德国人开的照相馆要招女摄影师，条件写得极细：必须是德国西南部的斯瓦本人，会英语和法语，而且要是女人。
她后来解释这几行字：「薪水不高，这就是为什么要找个女人。」
中文资料写她动身的原因是"不满意德国的政治状况"。英文传记里多出一条：有人替她算了一卦，卦象说她这一年该出一趟远门。1933 年 1 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家人送了她两件礼物，一把防身的手枪，一把雨伞。船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开出去以后，她把两件都扔进了海里。随身最要紧的行李，是一台禄来福来双镜头相机。
目的地是使馆街 3 号，哈同照相馆。
第 2 节羽毛掸子，和满城的哨子
她到北平的时候是冬天。哈同照相馆的老板是德国人哈同夫妇，店里最兴旺时雇着十七位摄影师。她管这十七个人，一星期干六天，早上七点进门，晚上六点出门。碰上特殊的活儿随时得赶出来，加班不给钱。
在店里她中文不够用，就用笑代替话。下班以后的时间归她自己。她有一辆英国自行车，骑着它把北平的胡同一条条走过去，远一点的地方就搭火车，去西山，去承德，去山东。她后来回忆：「我曾给数百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拍过照，却记不得有被拒绝的时候。」
有一张照片能说明她站得多近。画面里是个冬天摆摊的男人，戴皮帽，身上套了好几层衣服，两手举着几把羽毛掸子。掸子是鸡毛扎的，绑在木杆上。他左肩上挂一个布钱包，脸冲着镜头，没有躲。
这张银盐照片现存悉尼的动力博物馆，藏品编号 92/1414-216。她给它的图注只有一句：「北平干燥多尘，羽毛掸子总有销路。」
干燥和多尘看得见。声音看不见，她也记了。她写北平的街巷：「各种各样的货物和食品都沿街道和胡同叫卖。每一种小贩都有自己特别的器物儿，或是锣或是喇叭，一般都配有旋律美妙的叫卖声。」蟋蟀养在小笼子里，整个夏天叫个不停，到寒冬就死了。
鸽子上的文章更细。她写：「北京人也饲养许多家鸽，用绳子在鸽子尾梢拴上轻巧的竹哨，当鸽子从鸽笼放出，在城市上空盘旋的时候，竹哨能发出一种颇令人悲伤、像笛声一样的鸣响。」
竹哨、锣、喇叭，各有各的调门。她刚来北平的时候住在法国领事家里，后来搬进南昌街一处自己的房子。
第 3 节草帽上的十一颗羊毛球
悉尼动力博物馆给斯图加特那批照片写了一句按语：赫达仔细记下地方服饰与配件的细节、帽子的形状和质地、头饰的讲究，「仿佛在本民族内部发现并探究一种『异国情调』」。
在慕尼黑她学的是新客观主义那一套，讲究形式，讲究物体的表面结构；而她自己的兴趣落在民俗志上，落在还能看见手工过程的活人身上。1931 年她拍同乡的周日盛装，1933 年她拍北平的庙会和手艺人，用的是同一套方法。
她拍的是工序，不是事件。铸一口铁锅、装裱一幅卷轴、织一块地毯、打一件锡器、按老法子造纸、给线装书一册册写书名。这套拍法有个副作用：时间被抹平了。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到的那批东西里，二十九本影集都是她自己剪贴装订的。翻遍一万多张底片，几乎找不到拍摄日期。她的中国被压缩成一个笼统的框：1933 到 1946。这个框大到能把一九三七年装进去。
她卖的就是这套东西。相册在自己家的小暗房里印、裁、手工线装，附一页手写清单和签名，每一本都是单做的。装相册的木匣出自哈德门附近一家小铺子，五面封闭，外面裹丝绸，开函处挖成如意的形状，切口包一层金纸。
1938 年 8 月，哈同照相馆不能再雇她了。日本军队占着这座城。
别的欧洲人被遣送走，她留下来。德国是日本的盟国，她的德国护照在那几年是一张通行证。她在南昌街的家里接活，把相册和单张照片卖给来中国游历的有钱人。
经人介绍，她还替北河沿一位英国古董商比伯收货。比伯替纽约的布鲁克林博物馆收集中国工艺器物。靠这两头，她能一直往外跑，跑到四十年代。
六年以后，她接了一件更大的活。德国驻南京汪伪政权的大使沃尔曼拿到一笔可以用在文化艺术上的经费，打算印一本关于南京的画册，请她摄影，请汉学家霍夫曼写文字。1944 年夏到冬，她在南京和四郊拍了近千张。
两百多张被选进书里。1945 年夏，德文的《南京》在上海出版。书里的南京城墙、秦淮河、燕子矶、南朝石刻，是一座相当没有时间感的城。
两百多张照片里，为什么没有 1937 年 12 月？
上海近代建筑研究项目 Metromod 的著录给出一个冷峻的观察：全书对当代史只一笔带过，而真正被反复提到的那场屠杀，是 1853 年太平军攻入南京时的屠城。
委托这本书的人是沃尔曼，1943 年 8 月起任德国驻汪伪政权大使，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就加入了纳粹党，领党卫队上校衔。1949 年他在纽伦堡后续审判的"威廉大街部委案"里被判七年，后减为五年。
那本书印得也糟。战时纸张低劣，图画不出原样，她为此遗憾；书刚出来就赶上日本投降，混乱中大半个印数散失，也许被化成了纸浆。
她后来拿这件事开自己的玩笑：这书未必是用西文写中国的最好一本，但它如今确有一样殊荣，就是罕见。今天世上存着的原版，大概不到十本。
第 4 节大殿里那排罗汉不在了
1933 年她刚到北平就去了西山。西山让她记住的是法海寺。她写：「壁画在大殿的墙上，永远位于阴暗处，处于非常好的保存状态，要描绘它须将屋瓦挪开，才有一个好光线。」
要把一块永远待在暗处的明代壁画拍下来，她想了个办法。同去的人拿小轿车喇叭上的橡胶球，把镁粉吹向点燃的三聚乙醛，轰出一团白光。拍了几张，火苗燎到了她身上，她烧伤了，原定的拍摄只好放弃。
她那年二十几岁，不会知道大殿壁画前石台上那排神态各异的罗汉像，三十多年后会在一场运动里消失干净。今天进法海寺的人看不到它们了，能看到的只有她 1933 年留下的那几张底片。
她拍东西是有偏心的。铸锅的铁水、卷轴背面的浆糊、地毯上的经线、线装书封皮上刚写上去的字，这些过程她都愿意等。1936 年她带一个摄影小组去河北涞水北龙门村，一天拍了一百一十三张，里面有民间制香的每一步，也有旧时妇女盘头的全套动作。
她还拍过活着的画家。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存着一批七十年代她自己洗的试样片，作者名单里有齐白石。
燕京图书馆的林希文写过一篇文章，说她是有意避开当时北平难看的那一面，一半因为她喜爱这座城市，一半因为她是个商业摄影师，「知道什么照片好卖」。
这话只对了一半。她也拍了她认为活在最低处的人，还特意做过区分：不是乞丐，她说「他们都是有组织的」，是拾荒的。
南京那一趟，她把一份账记了下来。多年后回忆那段日子，她先写「但是南京总能恢复过来」，接着写下一个数字：她在南京的时候，官方口径的居民是六十六点四万，而这个数有可能夸大了；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官方的数字是一百万多一点儿。
她没有在书里写出这个落差意味着什么，只是把两边的数摆在了一起。
1979 年和 1982 年，她两次回到北京。城墙没了，换成了高楼和烟囱。她的评语口气很轻：让北京长到今天这个规模、在这么干旱的地方建起这么多工业，是不是好事，很容易让人怀疑；如果当年采用一个更有想象力的规划，能不能至少保住城墙。最后一句是：尽管如此，北京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
第 5 节哪些是她的原话
动力博物馆的藏品页给出每张照片的编号、材质与图注原文。羽毛掸子那张的编号是 92/1414-216。
照片是银盐印在硬卡纸上的，一张差不多一本杂志那么大。斯图加特民俗节那批共约五十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人物传记辞典》里有一条，由 Claire Roberts 撰写，收在第 19 卷。
条目给出精确日期。她生于 1908 年 12 月 13 日。
1946 年 7 月 5 日，她在北平的英国领事馆举行婚礼。
1991 年 12 月 3 日，她在堪培拉去世。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的展签保存了那句关于薪水的英文原话。
「The salary was modest – that was why a woman was sought for the job.」
法海寺的镁粉与烧伤，中文来源里最权威的是《光明日报》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法海寺壁画的百年磨难》。1931 年那批底片的题材与编目，依据动力博物馆著录。
她的回忆原话中译，多半见于中文二手文章与《洋镜头里的老北京》（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中译本；原书 A Photographer in Old Peking，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5）。鸽哨、街市叫卖、早七点到晚六点这几段，我没有拿到原书逐页核对。页码能对上的只有羽毛掸子那条，原书第 123 页。
按一篇中文百科条目转录的版权页，那本中译本当年只印了三千册。
《南京》一书由沃尔曼出资、霍夫曼撰文、1945 年上海出版这几点，依据 Metromod 项目条目与中文藏书者的介绍，可互相印证。相册木匣的形制与齐白石那批试样片，分别见于一篇中文长文与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展签。
存疑三项，一并说明。一是她在南京时所记「官方居民六十六点四万、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官方数字一百万出头」这段话，只见于一位中文藏书者介绍《南京》画册时的转引，我没能核到英德文原件，数字与措辞都请存疑。1937 年 12 月日军攻陷南京后的大屠杀，是有大量证据的历史事实。
二是 Metromod 条目称她因"犹太出身"而离德。此说仅此一见，英文传记与《澳大利亚人物传记辞典》都只写纳粹上台与个人处境，未提血统。两说并存，我不裁断。
三是细节互歧处。哈同照相馆的开办年份，有 1913 年与 1920 年代两说；住址一项，英文传记作南昌街（Nanchang Street），中文有作南昌路者。
卒年有 1991 与 1992 两说，另有中文网页误作 2001。本文取前说。
称谓与立场：1943 至 1945 年德国派驻南京的"大使"，是派往汪精卫伪政权（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的代表。本文照实表述，不含对其合法性的承认。
她 1955 年有一张婆罗洲的照片入选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人类一家》展览，策展人是爱德华·斯泰肯，把它放进"成人的游戏"那一节，后来看过这个展览的有九百万人。她在北平拍的那些庙会和掸子摊，从没进过这样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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