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家钉门牌的那一年
一只卖小鸡的担子进了陆渡桥
1910年5月21日，江苏嘉定城北的陆渡桥，来了一个挑担子卖小鸡的外乡人。他不开张，先跟围着看鸡的人讲话。
嘉定《曙报》记下了他说的内容：官府现在造的这本户口册，将来要卖给洋人修铁路桥，价钱贵得很，每户值洋二十元；等到用册子那天，上面写着名字的人全都立刻死。
两天之内，陆渡桥的宙十图、陶六图聚起几十人，挨家去寻经董。所长侯史封被打成重伤，庵桥人陆飞千的发辫被人从脑后拔掉。杨福昌、金晋文、顾振言、梁庆堂、梁心田、费为南、秦廷爵七家的门窗、凳枱、水车、屋面连同杂物，一件没剩。户口册被索了回去，当着人撕碎。
第二天，参议员把这事报到县里。知县邵鼎派荆游戎、程少尉去靖龙庵劝谕。围观的有三百多人，几个老妇人把游戎围住吵闹，衣服被扯破。程少尉先撤，荆游戎困到深夜才回城。邵鼎在案卷里留下的处置意见是“拟以不了了之”。
清单上的第一年
清廷办这次普查，目标写在立宪的时间表上。
1908年8月，宪政编查馆进呈《逐年筹备事宜清单》，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调查户口排在头几年。民政部随后拟了六年计划：先颁布《调查户口章程》，再逐年调查户数、口数，最后编订并施行《户籍法》。形势催得急，这套安排后来压缩到四年。
《东方杂志》1910年第4期“内务”栏把理由说明白了：清查户口是今天必办的要政，最大的关系不在教育，也不在禁烟，而在编订宪法、组织议会的时候，先核清全国人口，好划定选区。谁有权利、谁该负担义务、多少人该服役，都从这本册子上算。
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向下交代时说得更软：“立宪之国，无一人非国民。户口一清，则良莠既不至混淆，且可同享国民应有之权利。”
1909年1月，民政部颁行《调查户口章程》。要求细到门牌：挨户钉牌、编定户号；户主十天内自己填一张“查口票”，报明年龄、职业、原籍、现住址；册子末尾另列七岁以上学童和十六岁以上壮丁的人数，为将来的强迫教育、征兵备着。民政部拟的统计表式，部表七十六张，省表七十二张。
挨门挨户去问的，另有其人。设有巡警的地方以巡警道为总监督，没有巡警的以布政司、知县、知州为总监督；具体上门的，是地方自治的董事、总董、乡长，没办自治的地方由巡警会同本地绅士办。
经费没有着落。章程里没规定调查公费从哪出，由地方自筹。
各省动手的时间也不一样。四川在1909年就报出了数，江浙迟至1910年才铺开。
（章程条文见民政部《调查户口章程》，1909年；六年计划及其压缩，见米红、李树茁《清末民初的两次户口人口调查》，《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查口票上要问什么
制度先给自己添了一重麻烦：先数户，隔一年再数人。一户几口，本来一次就能数清。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宜兴和桥镇开始查户口。这镇上的火气攒了两年。
1908年改定柜价，比从前高出不少；水旱之后照旧按高价收；开查之前又要每石加收四十文的自治经费，调查时每人再索钱二十文。镇里正流行时疫，调查员挨家问年龄。
乡民的算法很直接：生辰八字报上去，是要拿去镇压瘟疫的。
一千多人涌向鹅山小学，调查员就是从这所学校派出去的，一路拆屋毁器，冯姓教习头部被打伤。和桥巡司赶来弹压，轿子被妇人围住，轿杠上攀满了手。同一天，高塍镇、唐桥镇的小学堂也被拆，办调查的绅董住宅“无一得免”。常州知府从和桥往回走，半路听说荆溪蜀山镇出事，只得折回。
谣言在各地长得不一样。
- 江苏吴县：说阴兵要过境，上了名册的人都被征去当阴兵。
- 安徽南陵：说政府把生辰八字卖给洋人，洋人修五百里长的铁马路，“每五尺长，即用一人顶桥梁”；有个走江湖的郎中说自己刚从江苏过来，亲眼见过已查的地方，名册一送官，上册的人就全家死光。
- 江西：把“征兵”讹成“蒸兵”，说上过册的人要受釜甑之苦。
- 云南昭通：说国家要抽人税、树税、生男女税，所以先查清户口。
一本册子，怎么就变成要命的东西？因为几乎没人跟乡民解释过它是干什么用的。1910年第8期《东方杂志》“记事”栏替他们总结了两句：“或曰将以抽丁当兵，或曰将以按人勒税。”
江南筹办地方自治总局后来补了一套办法：调查员随身带白话告示，写明一不抽捐、二不拉丁；到一处先贴七天公示，请当地有声望的人在热闹地段搭台演说，讲明白了才准开查；纳税、当兵、缉匪这些话一个字不许提。这套办法印出来的时候，和桥镇的学堂已经拆完了。
五十余所学校与一个县丞
风潮烧掉的多半是学堂。
原因不难找：办调查的是学堂教习和地方乡绅，乡民认得的脸，长在学堂里。
学者王树槐统计，江苏各县乡镇被捣毁的学校有五十余所，自治公所十八个；时间从宣统二年正月算到次年二月。
《清末民变年表》的口径更大：直接因反对户口调查而起的民变，遍及十个省区，共六十九起。
闹起来的不只是江西和江苏。四川、福建、广东、云南、安徽、山东、浙江、直隶都先后出过事。
江西动得最早。1909年5月9日，丰城县令邀集七坊士绅造册编查；编到一半，各处开始索还户口册、捆吊殴打调查员。
到6月3日，曲江聚起一千多人，打毁公局，拆掉店房，把编查员家洗劫一空。上高县的调查员连同两名仆从被打死。
后来的记述里，丰城有乡民鸣锣聚众，在村旁挖坑，把调查员推进去。
江苏如皋顾家埭的事，起因小得多。学童顾西安兼办调查，他照册子细问各家丁口的生辰月日；乡民记得告示上只写查年岁，又赶上有一户疫死三人，于是传“学堂将人八字卖与洋人”，群起毁学。
8月8日，典史李某、县丞曾某前去镇压，被数千人殴伤。六天之后，夏家园乡民又聚起数千人索取户口册，捣毁孙开泰、曹征祥两家。
同一年4月，泰州乡民暴动，统领王有宏调拨驻防营队，郡城已无兵可拨，只好动用新军。
江西那段乱，当年一份公文里写得很不客气：各省都按期限办，原本没听说因此滋事，独独江西风潮迭起，此倡彼和；有人说是要抽丁当兵，有人说是要按人勒税，甚至讹言四起，不讲道理，闹到殴官杀人、纠众毁屋。
何炳棣和侯杨方的分歧
这次普查到底算不算数，学界到今天还分成两派。
何炳棣的判断是：宣统人口普查根本没有切实执行，拿出来的结果自欺欺人。侯杨方不同意。他认为调查确曾落在实处，因为它跟地方自治绑在一起，调动了士绅的积极性，有效性和可靠性都有保证。
两人依据的都是督抚奏折，而那些奏折写得极简，往往一页纸就说完了全省的进度，分歧一时解不开。
1933年，王士达在《社会科学杂志》上给这次调查记了一笔，说它“在近代中国人口的数量问题上占有重要位置”。
能确定的只有最后那套数字。1912年内务部汇总公布，转录在陈长蘅的《中国经济年鉴》里：七千零四十三万户，三亿七千二百五十六万人。
那部年鉴1934年出版。辛亥革命打断了查口这一步，有的省没报齐，空档是后来的研究者自己补的，补法不同，结论就不同。
另一处说不清的，是年份。民国《嘉定县志》把陆渡桥的事记在宣统元年，嘉定《曙报》的报道却写在1910年5月21日，差了将近一年。
同一本册子，在嘉定每户值洋二十元，到安徽南陵变成每五尺铁轨要用一个人顶桥梁。
嘉定的那份说法，是《曙报》记者从卖小鸡的小贩口里听来的；南陵那套，转述者是个过路的游方郎中。
1911年3月，中国第一部《户籍法》编订完成，八章一百八十四条，未能施行。
同一件事，隔了一百一十年
2020年11月1日零时，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标准时点。
普查员持证入户，信息用手机当场采集，社区提前公示。那一次全国选聘了七百多万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按估算，一个人负责登记二百五十人上下。
1909年那批人手里是章程、门牌和查口票，没有经费，也没人替他们把话说明白。
今天在手机上点几下就填完的那张表，一百多年前要挨家挨户去问，问的人多半是乡里的教书先生。
宜兴和桥镇那一千多双手，拆掉的是自家孩子念书的地方。
1912年那本汇总册上是三亿七千万人，2020年的普查公报上是十四亿四千万人。
《东方杂志》1910年有一句时评，替这场风潮下过断语：“外国新法不见信中国……是非民智之闭塞也，非宪政之不宜与吾国也，吾民无信任国家之观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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