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2年9月1日夜里,威尼斯丽都岛的电影宫里,灯亮起来的时候,台下的人坐着没动。放的是一部苏联片,黑白,95分钟,导演29岁。
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片。散场后有人去查片单,发现它前一天刚被意大利共产党的机关报《团结报》骂过,骂它"用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换掉了阶级意识"。
这部片子叫《伊凡的童年》(Иваново детство)。它当晚拿到了金狮奖。
先说结论:这是一部不打仗的战争片。全片几乎没有一个正面战斗镜头,没有出现过一个清晰的德军面孔,枪声只有几声,是从画外传来的。
故事发生在苏德战争东线。12岁的伊凡·邦达列夫是红军侦察员,个子小,能从成年人钻不过的缝隙里穿过沼泽,摸到德军后方去。片子的开头,他刚从一次侦察任务回来,浑身湿透,游过河,被哨兵按在泥里。
他要见的是"司令部51号",中尉不肯相信。等真的把电话打过去,那边只说了一句:给他铅笔和纸,让他写报告,按最高优先级处理,好好待他。
一个孩子,被一支部队当成贵重物品保管着。
伊凡是孤儿。母亲和姐姐死在德军手里,他逃出来,跟过游击队,被塞上飞机送走,进了寄宿学校,然后又跑回来要打仗。军官们想把他送去军校念书,他不肯,闹,甚至打算再度逃跑。他反复讲的一句话是:我恨他们。
片子不交代他为什么恨。理由早就发生完了,观众只看到结果:一个12岁的人,会跟大人讨价还价,会冷酷地撒谎,会在被问到怕不怕时说"我不怕"。

这部片的剧本最开始不是这样的。1957年,弗拉基米尔·博戈莫洛夫在《旗》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伊凡》,写的是侦察兵的日常,动作干脆,语气像战地简报。剧本几经转手,编剧本帕瓦把它改名叫《第二生命》,结局甚至让伊凡活下来,被苏军从迈丹尼克集中营救出,在火车车厢里和军官重逢。
博戈莫洛夫不满意这个改法,剧本又改回原著的结局。
片子最初交给了青年导演爱德华·阿巴洛夫。1960年12月,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看了拍出来的素材,认为质量不合格,停拍,项目终止。
1961年6月,项目转到塔可夫斯基手上。他刚毕业不久,1960年才交完文凭作业《压路机与小提琴》。争取这个位置的建议来自摄影师瓦季姆·尤索夫——他也是《压路机与小提琴》的摄影。
塔可夫斯基拉来同班同学安德烈·康查洛夫斯基重写剧本。两人改的方向很明确:把小说里的"等任务、出任务"的顺序打散,从伊凡的眼睛看整件事,然后加了四场梦和一个噩梦。原著里几乎没有的东西,在这部片里成了承重墙。
剧组里有人反对。艺术委员会的审查者不喜欢这种跳来跳去的结构,说它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塔可夫斯基顶住了。他在1962年的一次访谈里说,拍这部片是想"把我对战争的全部憎恨都表达出来",选童年,是因为"它和战争的对比最强"。
拍摄从1961年6月15日持续到1962年1月18日,主要外景在第聂伯河畔的卡尼夫,今天属乌克兰。1957年那篇小说后来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电影1962年4月6日在苏联上映,国内卖出1670万张票。
梦是这部片真正的形状。四场梦全是亮的:过曝的白,桦树林被冲到几乎透明,水面反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最著名的一场,伊凡和一个小女孩坐在装满苹果的卡车后厢里,雨落下来。苹果在慢镜里往车下滚,越滚越多,铺满整条路,马低头去啃。孩子在笑。这一段用的是几乎全白的调子和翻底片处理过的树影——那样处理之后,树的枝干在白得发光的背景里是黑的,像底片的错印。
尤索夫为这部片找到的路子是反差。战时的夜戏压到极暗,地堡里只有从缝里漏下的一线光;梦里的调子拉到极亮。这两种亮度不是在暗房里调的,是拍摄时就按化学特性配好的——1960年代初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panchromatic黑白胶片,宽容度就那么多,只能靠曝光控制。
剪辑留了断层。卢德米拉·费吉诺娃把梦和现实的接缝处理得非常硬:伊凡猛地醒过来,或者干脆一刀切过去,不做叠化,不加声音过渡。观众每次都要自己重新认一次现在是哪一层。这个不舒服是故意的——梦不是逃避,梦是另一种真相。
片子中段有一段和主线看着没关系的戏。上尉科林在桦树林里追护士玛莎,追得很难看:她跑,他扑过去,两个人滚在苔地上,笑,挣扎,最后他抱起她,又把她放下。就在几十米外,战线上还打着。
塔可夫斯基把这场戏拍在一个和战争隔着一层的空间里——白色的树干,黑色的斑点,画面干净到像几何题。康查洛夫斯基在这部片里还演了个小角色,一个士兵。
伊凡看着他们,像看另一个物种。他和成年人的距离,不是怕,是完全不通。军官们讨论他的前途时用的是一个已经埋了的人的口吻,语气里带着礼貌的怜悯。他们不知道伊凡早就想通了:回后方去,等于等着自己烂掉。
有一个镜头几乎不看正面。伊凡站在被炸毁的教堂里,准备下一次过河,身后是塌了一半的壁画。他不说话,也不看镜头,就站在那儿等天黑。

片尾没有给伊凡的死。塔可夫斯基把最后一部分搬到柏林,德三帝国已经结束,苏军占领区里,加尔采夫中尉走进一间房,翻到一份文件。科林上尉阵亡了。文件上写着,伊凡被德军抓住,绞死。他走进行刑室。
接着是最后一场梦:伊凡在沙滩上跑,追一个小女孩,天很好。然后镜头停在沙滩上一棵死树上。
片子没有正面拍伊凡过河之后发生了什么。科林和加尔采夫把他送过河,他钻进沼泽的林子,然后在镜头里消失。两个人回来时,把两个被德军吊起来的苏军侦察兵的尸体从木架上放下来——那个画面比什么都说明得快。其中一具尸体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欢迎"。
我头一回看这部片,以为结尾那句"最残酷的战争片"是在说那副绞架。后来才反应过来,绞架是德军干的,真正动手的是塔可夫斯基:他把一个12岁的人的童年拍完之后,让它在一棵死树旁边停住。
那棵树的枝子朝海的方向歪着,一动不动。
这部片讲的不是战争有多残酷,是一件事被拿走之后,人还能不能变回去。
伊凡已经回不去了。他不是"被迫早熟",他是发育到一半被人从中间切断。他厌恶成年人之间的那点温存,因为那套东西对他已经失效;他需要任务,任务是他唯一能把自己还有用的证据。
塔可夫斯基没有给这个判断加任何解释。他给了四场梦:白得发光的、有母亲提着水桶走过来的、苹果滚满一地的、沙滩上追着小女孩跑掉的。醒来永远是泥、水和黑。
梦里的世界和醒着的世界用的是同一批景物:白桦树、水、沙滩。它们只是被调到了两个不同的亮度档位上。

金狮奖发下来之后,《团结报》的批评文章出来了,说塔可夫斯基过分强调抒情,用抽离的唯美主义取代了阶级意识。
萨特在信里写:"我近年来看过的片子里,这是最美的一部。它拿了评审团的最高奖,金狮,可这反倒成了一纸奇怪的'西方主义'证明,让塔可夫斯基在意大利左翼眼里成了个小资产阶级嫌疑犯。"接着他写道,这样的判断"毫无正当理由地把一部深刻俄国的、革命的影片推给了我们的中产阶级"。
这不是一部被埋没的片子。它当年就是1940年那批苏联导演盼望的那种"被世界看见"。1962年,苏联把它送去竞争第3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初选就没过。同年它在旧金山国际电影节拿了金门奖。
1960年代初期的苏联战争片都在换气。《雁南飞》(1957)、《士兵之歌》(1959)先走了一步,都写个人的代价,不写胜利的场面。《伊凡的童年》比它们走得更远:它把"胜利"这个概念从画面里彻底删掉了。
英格玛·伯格曼后来说过一句话,被引了六十多年:"我忽然发现自己站在一扇门前,那扇门的钥匙我从来没有过。那间屋子我一直想进去,而他在里面住得很自在。"帕拉杰诺夫和基耶斯洛夫斯基也都说受过这部片影响。
它现在在烂番茄上有27篇影评、100%的好评率,2002、2012、2022三版《视与听》影史投票都进过名单。
更有意思的是苏联那边的反应。这部片在国内被安排成"儿童片"放映,排片定在上午场。有苏联评论者专门写文章反对,理由不是技法,是它对牺牲的呈现和帝国对"苏联青年的理想形象"不一致。博戈莫洛夫本人也不喜欢塔可夫斯基的改法。
同一个片子,一边说它唯美过头,一边说它不够高亢。
1962年到今天,六十多年。塔可夫斯基一共只拍了七部长片。这部是他第一次把镜头对准水,之后的水再也没离开过他的电影。
睡前一小时,关灯,别用手机看,用大一点的屏幕或投影。这部片的亮度差是它的语言,屏幕小了会全部压成灰。
建议先不看任何剧情简介。它就是一条河,跟着走就行。
看的时候留意两件事。
亮度。每一次变亮或变暗,都在切换层次。分不清梦和现实的时候不要慌,那种错位是设计好的。
还有水。井、雨、河、沼泽、水桶,伊凡每次和母亲的记忆接上,画面里都先有水。
片子是黑白4:3画幅。Criterion版和俄版都出过修复版,画面干净,对白都是俄语原声。
一个背景不必提前查。博戈莫洛夫的小说结局和电影不一样,电影删掉了原著里伊凡获救的那条线。知道这一点再看,最后二十分钟的分量会变。

一部不打仗的战争片。它用四场白得刺眼的梦,和95分钟里唯一一次没有喊出来的声音,送走了一个十二岁的人。看一遍不够,你会想再看一遍那辆苹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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