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 年 1 月，一个英国人在山西数尸体
1878 年 1 月 28 日清晨，太原城南门出不去。街上躺着一个将死的人，围了一圈看客。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带一个仆人、两头骡子，绕道出城往南走。
他要走六百多里，看清楚这场旱灾到了什么地步。华北的旱已经拖到第三年。
第 2 节一个威尔士人和他的假辫子
他到中国八年，来时二十四岁，英国浸礼会派他到山东。
1870 年 2 月船靠上海，随后北上烟台学话、下乡卖书。四个月里，他唯一的同伴病死，山东北边这块地方剩他一个人守。1874 年前后他搬到青州，换了行头：穿儒生的长衫，后脑勺上接一条假辫子。这样走在街上，回头看的人少一些。
1877 年秋末，他带着一张李鸿章签发的通行证进山西，在太原先拜会巡抚曾国荃。
进山西之前，他从青州给伦敦递过一份报告。1877 年 2 月那份里写：「去年夏天广大群众的呼声是雨、雨，而现在则是求生了。」接着他列出灾民吃的东西：玉米瓤、番薯叶茎、榆树皮、荞麦杆、草籽。人们在卖衣服，也在卖孩子。（中译见《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同一年他把自己要做的事说得很直白：救灵魂要紧，也得「拯救人民的肉体」。
第 3 节太原以南，一百四十里
他这趟日记不记统计数字，只记能一样一样数出来的东西。
1 月 29 日，太原以南一百四十里。路上过去四个死人，另有一个四肢着地往前爬，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他还遇到一场葬礼：一个母亲把十岁上下的男孩扛在肩上，她自己既是抬棺的，也是祭司，也是唯一送葬的人。她把孩子放在城墙外的雪里。
1 月 30 日，二百七十里。过去两个刚断气的人，其中一个衣服齐整，不像穷人。再往前几里，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走在他们前头，脚步乱得像喝醉了酒，一阵风把他吹倒，就没有再起来。
同一天，二百九十里。路边十四具尸体，有一具只穿着袜子。一只狗拖着它走，因为它太轻了。两具是女人，人们给她们办过葬礼，所谓葬礼只是把脸朝下摆着。第三具已经成了一群乌鸦和喜鹊的饭。
他在这一天的末尾补了两句：野鸡、兔子、狐狸、狼都长得肥，男人和女人没有活路。
2 月 1 日，四百五十里。他看见有人把一种软石头磨成粉，两三个铜钱一斤，掺进谷糠、草籽和草根里做饼。他自己尝了一口，「吃起来就像它们大部分成分那样——泥土」。吃这种饼的人，很多死于便秘。
他还记下三个挖煤的兄弟，先后死去。第一个死在二十天前，家里用两口大缸，一口套上身、一口套下身，把人葬了；七天后第二个死，缸不够，尸体就留在地上。
爬上坡的时候，一个老人跟他一起慢慢走，说了一句话：「我们的骡子毛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第 4 节他在庙门口贴的那张黄纸
他把这场灾读成上天对拜偶像的责罚。到了灾区，头一件事是劝人别再对着泥塑木雕求雨。
在山东青州，他在十一个城镇贴出大幅黄纸告示，让百姓不要进庙求那些偶像，要向上帝求告。告示招来一批人，也招来一批信徒，一年之内有两千多人受洗。（受洗人数出自中文传记材料；李提摩太自己的报告里只笼统说「多人」。）
他的想法是一整套的。他不认为自己只在发粮食，还要「解放他们比女子缠足更为残缺的思想」。他相信铁路、矿井、机器能让人不再饿死，所以后来给地方官讲哥白尼、讲蒸汽机；1895 年前后给中国政府开过一张清单，头一条是派一个亲王带队出国看世界。
这套想法在现场撞上了另一套。1877 年 4 月 2 日《申报》报道过他在山东的一处收容点：他收下四百名难童，青州府属的一百个孩子分住几处，「时见佣人挑小米饭两桶来，各小孩俱环立桶旁谢天而食」。
「谢天而食」四个字，正落在他这份工作的疑点上。李鸿章当面把话挑明过。李提摩太记下他说的话：你的信徒围在身边，是因为他们和亲朋能靠给你们办事谋生，「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哄而散」。（这是回忆录里的追记，不是当时的文件）
李还补了一句更冷的：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他找不到一个基督徒。这句话他记了下来，此后他把力气从乡下挪到官绅身上。
第 5 节他说这个省没有抢劫
他记下一件反常的事：几百万人快饿死，却没有人成群结队去抢富户。
一路走下来他都在等抢劫发生，理由是饿到那个份上本该发生。他说这个疑问当天就有了答案：村里贴着告示，奉巡抚之命，凡有抢劫行凶，村镇首事有权把抢匪就地正法。他照着这个解释往下写，「结果是犯罪少得惊人」。
一边是外国人的日记，一边是中国人自己留下的字。督办山西赈务的阎敬铭走完两三千里，回报朝廷：「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啼女哭。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统计一省之内，每日饿毙者何止千人。」（《光绪朝东华录》）
阎敬铭没写的那部分，是这场赈济背后的一整套安排。
- 粥厂的第一要务不是救死，是防流。扬州城外的五台山收容营地砌墙、挖壕，只留一个门，灾民编号分队，军事化管理，收容四万二千余人。（此节转引中文赈务叙述，未见原始赈册）
- 士绅动身去救人，理由和救人无关。苏州绅士谢家福北上山东前，在《齐东日记》里写：「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
- 灾民自己也拒。开封贴出「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的告白，山东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 1878 年 4 月，河南学政瞿鸿禨上《请防外患以固根本疏》，说洋人散赈「其居心则险不可测」，是趁「民多愁困」来「收拾人心」。清廷接到奏折，随即谕令山西、河南两省巡抚，遇外人进灾区「婉为开导，设法劝阻」。（以上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论 1876 至 1879 年间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对华赈济事业》）
- 他也没看出这个省为什么这样不禁旱。山西把最好的田种了罂粟。曾国荃自己上奏说：「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继任巡抚张之洞写得更狠：「晋民好种罂粟……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他还点出垣曲县：产烟最多，饿死的人也最多。
中文档案里几乎不留痕迹的，是灾民自己的声音。官文书记「饥民」多少万，日记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在问自己造了什么孽。
他也看见了一件自己都觉得意外的事：赈灾可以被组织起来。他在《申报》和英文报纸上公开募款，上海外侨成立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钱从英国、美国汇来，按村庄名册逐户发放。这一套做法后来被江南义赈学了去，账目按月登报。
还有一层他没看见。河北放赈的官员在日记里写：「年青的人们被出卖，特别是女子被带到南方去……儿童样子最为可怕了——只剩下枯干的皮包骨头，肚子膨胀（他们的食物是杂草和树皮），面色青黝，两眼发直。」
1878 年意大利传教士德·马尔基的《饥荒报告》称，仅灵邱县县衙的登记簿上，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卖。两条都转引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
第 6 节哪些话真是他自己写的
先交代这些字怎么留下来的。
日记原句出自李提摩太 1916 年的回忆录《Forty-Five Years in China》（伦敦 T. Fisher Unwin，384 页，「Famine Relief in Shansi, 1877-81」一章），写的是四十年前的事。同一个春天，他的报告已经译成英文新闻稿，1878 年 5 月 24 日美国密歇根州的《Argus》报摘登其中一节，注明来源是「威廉斯博士致《尤蒂卡先驱报》的信」，用来向美国读者募捐。
两份文本能互相校对，也能互相揭短。日期对不上：那十四具尸体，回忆录写在 1 月 30 日，1878 年的报纸写在 1 月 31 日。
措辞也对不上。老人那句话，报纸版是「我们骡子毛驴都吃光了，壮劳力都死了，上天怎么就让我们这些穷人这样死？」回忆录版是「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意思没动，语气里多出一个「上帝」。这一层差，是四十年后动笔时留下的。
需要打折扣的地方另有几处。
- 他个人进山西只带两千两白银，这是他自己写的。
- 他募款的总数各说不一：传记系统的材料说十二万两，中文报道里另有「二十余万两、救助二十五万人以上」的说法。我没找到原始账目核对，本文不采用任何总数。
- 死亡人数从九百万到两千万都有。本文用到的「山西一千六百万居民中死亡五百万」，出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的引述，不是清方统计。
- 英文原句录自 1916 年初版通行本，未见原书页码，故不标注页码；中译对照本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十年后，另一个传教士巴格纳尔（Rev. B. Bagnall）在报告里写：山西省自 1877 年大饥荒以后尚未完全复原，有些县份的村庄，如今只剩一户到二十户人家。（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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