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失去马力的那五个星期

出处

这篇在讲什么

纽约的马在1872年10月成批病倒，拉车的、送信的、救火的，全趴下了。文章跟着一个人走：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创办者亨利·伯格，他带人上街拦下电车，把发烧的马从车辕上解下来。最有意思的是，他凭什么权力这么做。

原文

以下为原文正文的中译全文，约 3600 字。关键论说处附英文原句。

1872年10月23日星期三，纽约的《纽约时报》《纽约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一齐刊出报道，警告市民这座城市正陷入困境。《先驱报》那篇大稿的标题是"兽疫"，下面一行副题写着"过去二十四小时，城中七千匹马染上卡他性热"。

卡他性热指黏膜发炎引起的高热。再往下还有两行小标题："数百万美元的马上财产命悬一线""疫病将如何影响本地交通与出行"。

写稿的记者先安抚读者，说眼前这些字看上去几乎难以置信，却句句属实。他亲自跑遍了"城中所有主要马厩"，而且照他看，标题里那七千还是低估了。没有谁的马是安全的。从"摆摊小贩那匹瘦马栖身的破棚，到百万富翁的纯血马悠然躺卧、金银珠翠一应俱全的豪宅"，马匹正以惊人的速度病倒。

在这座城市里，太多人的生计直接或间接系于马匹。可生病的马还是被赶上街，去拉有轨电车、送货物、拖消防车。有人从道德和经济两方面质疑，这样做是否明智。

这些人里声音最大的，大概是亨利·伯格，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创办者，他想尽办法去帮那些病马。伯格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父亲是造船的，常给联邦政府干活。有记载形容他"身材高大、气度文雅，额头很高，一绺卷发像西塞罗那样优雅地垂下来"，还说"他那张古典的脸被一撇胡子带出了现代感"。1862年，他被任命为驻俄国圣彼得堡公使馆秘书。上任之前，一位动物权利运动史学者形容他是"一个文雅的时髦人，此前在公共事务上并没表现出多少热心"。

伯格对虐待动物的愤怒，大体上是在1863年生的根。那年他看见一名俄国马车夫抽打自己摔倒的马。伯格上前干预，去护住那个无人保护的生灵。《纽约时报》多年后写道，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那种为动物争取善待权利的积极干预，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名声"。

第二年，伯格因健康原因辞去俄国职务回国，途中在欧洲盘桓很久。在英国，他结识了达德利·赖德，即第二代哈罗比伯爵，当时正担任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会长。赖德很乐意与伯格一起筹划，在美国办一个他心爱的英国协会的翻版。

这个初生的美国协会第一次公开亮相，是1866年2月8日伯格在曼哈顿下城向美国地理与统计学会做的一场演讲。为这次聚会做准备时，他草拟了一份简短的请愿书，后来被视为协会的立会文件：

拟议设立之防止虐待不会说话的动物协会赞助人 具名者深知无思虑、不仁之人加于不会说话的动物身上的种种残忍，并愿加以制止。此举既关乎社会的道德福祉，亦出于对众生之怜悯。故同意成为以促成上述目标为宗旨的这一协会的赞助人。

等伯格站起来发言时，这份文件上已经有纽约市长约翰·霍夫曼的签名。签名者还有前国会议员霍勒斯·格里利和前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慈善家彼得·库珀、詹姆斯·莱诺克斯，商人斯图尔特、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三世等二十多人也在其中。不久，签名的已有"纽约一百位最优秀的人物"。

作为协会第一任会长，伯格后来把对"残忍"本身的看法讲得更透。在早期的一次会上，他说："我在自然、理性和天启中都找不出任何东西，能让我们认为一头牲畜不可让渡的权利，不如人的权利那样神圣和不可侵犯。也找不出任何东西，能让我们认为一个肆意践踏鸟儿生命、幸福或安全的人该受更轻的责。在永恒正义的法庭上，他也不比一个毁掉人类同胞权利与特权、夺去其性命的人更不需负责。"

这份请愿书、这番话以及其他许多材料，都说明一件事。协会的一项使命确实是阻止人虐待动物。但背后还有另一重考量：对动物残忍的人，对人类社会的威胁明确而切近。一个社会若坐视这种人不受惩罚，它就会衰败。伯格还让会员们自问一个问题。他说："一个人若能毫无悔意地折磨、毁灭其他生灵，为什么碰上挡了他任性或野心路的人类同胞，他会犹豫不去照样做一遍呢？"

很大程度上靠着签名者手中的权势，纽约州议会于1866年4月10日给协会颁了特许状。当时纽约已有一部反虐待法律沿用了将近四十年。它规定，任何人若恶意杀死、残伤或伤害他人所有的马、牛或其他牲畜或羊，即判为轻罪。若恶意而残忍地殴打、折磨此类动物，无论该动物属于自己还是他人，同样判为轻罪。

但伯格游说通过了更严的法律。1867年4月12日，距拿到特许状仅一年，纽约州通过了《更有效防止虐待动物法》。该法第一条宣布："任何人若过度驱赶、超载、折磨、虐待、断绝必要给养，或不必要而残忍地殴打、或无谓地残害或杀死任何活物。"接着写道，每一项此类罪行，该罪犯均判为轻罪。

公众和报界有不少人支持伯格和他的协会。1866年伯格为特许状游说时，《纽约时报》就站出来替他说话。但伯格和协会也招来不少公开的反对者，其中有些是警察，他们觉得自己该花时间办更要紧的事，而不是管人怎么对待动物。

报界也有怀疑他的人，常把他写成爱管闲事、自命清高、专做好事的家伙。公众乃至伯格朋友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主张对极端虐待动物者当众鞭打，正说明这个人爱动物胜过爱人。伯格不仅主张这种刑罚，还曾对记者说，"要改造恶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结结实实给他一顿棍子"。于是有人反唇相讥，说这位创办人行的是一种"恶意的仁慈"，"他从自己施加的惩罚里得到的满足，多过他从本该成就的善事中得到的"。

马是驱动纽约的命脉，所以在"大兽疫"来袭之前，协会送到法庭的案件就大多与马有关。从成立到1872年，协会告上法庭的1533起案件里，超过一半是车夫强迫生病或受伤的马干活。同样重要的是，协会还设法去帮那些成了这类罪行受害者的马。

1867年，协会开始运营全国第一批马用救护车。车身上用扎眼的颜色刷着"仁慈的人对牲口也仁慈"这类口号。这些车的作用好比今天救护车的警灯，一年出车上百次，把病马拉到兽医那里治疗。

也就是说，1872年秋天大兽疫爆发时，协会已经准备好去保护病马的权利，去起诉那些把"病马照用"当成生意常态的人。从第一天起，伯格和手下就上了街，查马有没有病，查它们是不是被逼着去拉挤得更满的电车和公共马车。

10月30日那天的事，很能说明后来的日常。那天疫情正紧，伯格带着两名协会职员守在一个道岔旁，那里能让第三大道线的电车从上行轨道转到下行轨道。两名警察站在一旁维持秩序。一辆第三大道的电车开来，伯格一行站到车前把它逼停，然后检查马匹。

《先驱报》报道说，"伯格先生指着马那些发黄的鼻子"，对车夫说："这些牲口病得太重，不能干活。换到另一条轨上去，回马厩。我跟你一起走。"车夫犹豫了一下，但"瞥了一眼警察的警棍"，还是照办了。乘客们发现电车正掉头开回车场，都吃了一惊，只能不情愿地下车。

随后伯格见了第三大道线的老板。对方求他当天别再拦车，并保证从第二天起这条线不再用病马。伯格答应了。第二天，他又去做同样的事，这回盯的是布利克街线。

伯格并不忌讳把协会的法律权限用到极限。11月2日星期六，他给其中一条电车线的老板写了一封短信，后来发表在《先驱报》上，标题叫"骏马安息日"。无论协会的特许状还是城市法律，都没给它预先出手的权力。信是这样写的：

先生：明天是至高者所定、人与牲畜同得安息的安息日。出于对这一诫命的尊重，也出于对劳苦牲畜的怜悯与人道，请让那天电车、马车及其他车辆完全停驶。病马与疲惫的马得到二十四小时休息，对其主人在钱财上和道德上都大有益处。因此，明天就让众人看看，车主与公众之中，谁仁慈，谁贪婪。

那个星期日电车照跑。不出所料，电车公司开始申请禁制令，阻止伯格关停他们的运营。这些案子卡在法院里，直到疫情过去才了结。1873年裁定：协会不能再对电车马匹做例行健康检查，但只要"在他们看来，法规被公然违反"，该组织就有权逮捕车夫。

在大兽疫之前，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知道伯格和协会的人当然不少，那两城也已成立分会。但10月21日到11月底这段日子里，协会在纽约的作为让他们获得了全国关注，动物保护这件事也随之进入全国视野。

纽约出现第一批有记录的马流感病例大约两周半后，大兽疫终于显出消退的迹象。《先驱报》一篇文章写道："笼罩全城的阴郁与瘫痪，到昨天几乎已经过去，那团神秘的瘴气仿佛已从我们可怜的牲口身上彻底散去。"报道说，病马仍然不少，但很多已经康复，病着的整体上看也在好转。

好转的一个迹象是，多数电车线已经用上了大半的马匹。《先驱报》报道说，这些马"看上去既不十分消瘦，也不十分虚弱"。但也有例外。布利克街线就不太好，那里的马看上去是"一群可怜的家伙，仿佛随时会散架，或化成忧郁的油渍"。

商业在复苏，下城商业区重新有了生气。车夫的停车点忽然又站满了健康的车夫和健康的马，能把货物、建材之类的东西在城里从一处拉到另一处。《纽约时报》报道说，"商人备好货，很容易就能凑齐发运所需的全部运力"，运价也大体回到正常。

可就在情况好转得这么快的时候，人们又担心它会掉头变坏：城中一些马厩里出现了水肿病例。水肿就是今天说的浮肿，体液积在身体组织里。《先驱报》报道说："城里的大马厩里出现了这种马病的第二阶段，一种趋向水肿的复发，已有若干例致命。"

水肿的危险，部分取决于肿胀长在哪里。《太阳报》解释说，受害的马通常看上去"迟钝、没精打采"。但只要肿胀蔓延到胸脯，也就是心肺那一带，就有性命之忧。兽医们基本一致认为，这种新马病其实是"大兽疫"伸出的长手。

伯格先夸了那些在疫情期间善待牲口的马厩管理者。接着他痛骂了没这么做的人："大多数马主，尤其是电车和驿车公司，太急着赚钱，把牲口使唤到站都站不住。那些只让恢复到一半的，如今正成了这场新阶段疫病的牺牲品。"

这场惊慌，考虑到马流感本身造成的破坏，可以理解，但事后看是反应过度了。不到一周，水肿的报告就骤减。伤亡数和死亡率虽难估准，但大概很低。

包括兽医在内，所有人都同意：到11月底，引起马匹大兽疫的那个东西已经消失。在它消失前，纽约市卫生副督察阿多尼拉姆·布朗·贾德森估计，它夺去了大约1400匹马，占全城38000匹马的3.7%左右。

马流感烧得最凶时，城里偶尔流传"惊人的说法"，说这种折磨马匹的病能从马传给人。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类说法是真的。

对纽约的马和市民来说，这是非常难熬的五个星期。纽约人开始看清，这座城市几乎所有成就，都多么依赖这种"活体"的运输方式。而在更深的层面上，许多人开始体会到：一头动物的道德价值，超出了它的实用价值。

我的评价

写得最好的是10月30日道岔口那一段。伯格一行站到电车前把车逼停，指着马发黄的鼻子，让车夫回马厩，末尾还补一句"我跟你一起走"。一个私人协会的会长，靠警察的警棍和一句同行就把公共电车拦下。这个细节比任何宣言都更能说明马当年在城里的分量。

我不太接受的是文章对伯格的写法。它把他抬高成一位道德先行者，却把他最刺人的一面轻轻带过。他主张当众鞭打，被人骂作"恶意的仁慈"，作者引了这句就转开了。他到底是爱动物，还是爱惩罚，文中没有回答。另一个悬着的问题更实：那1400匹马的死，有没有真的改动纽约后来的交通政策？全文没说。

读的时候有两处要留心。一是数字，1400匹、3.7%、38000匹都出自一位卫生副督察的估计，不是清点出来的结果。二是"马流感传人"那几句，作者自己说没有证据，不必被这种段落带吓。想往下追，可以去查1880年前后纽约马匹数量与电车化的进程。那比这篇更能说明马是怎么退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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