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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头版开工厂，边角吵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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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

那一版的版面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6日，星期二，八个版。头版的标题里，北京电子管厂和第一汽车厂同一天开工生产，苏加诺总统离昆明取道仰光回国。往下翻，第三版的最下面，四篇小稿在为一群牲口说话；先看一个数：二百九十九头拉不动犁的老牛。

我翻的是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收录的全文过录本，不是影印件：看得到稿子的次序，看不到字号和栏数。这天七八十篇稿子，能读出脾气的都在边角上。

一处是第三版版尾那四篇小稿：两篇来信，一篇短文，一篇「对批评的反应」。另一处是第八版：杂记、剧评、科学小品、小镜头、一首诗，还有从藏文译出的格言；其中一篇的落款是「1956年10月4日　杭州」。

拉磨的毛驴

捡出来的三条

这一版的边角料分在两处，头版的大事一件不用，挑得出来的有三条。

第一条是三篇连着的牲口稿子。打头的标题就是一句气话：「牛享清福人遭殃」，作者署培科、泽修，写的是江苏省新海连市（今连云港）云台区的事。

信里先说：「为了生产，强调保护耕牛，这当然是好的。对病残无耕作能力的牛，也要将它养老，这就成了笑话。」

接着是账。全区二百九十九头老弱残牛之外，还有一百二十一头小牛，先天不足，生下来就瘫、跛、瞎、癞，「养了二年多，体重还不足三十斤，像个狗似的」；想杀掉卖肉，检查站不批，「杀了就是『犯罪』」。

养牛的本钱也算得细：春夏吃青草，从霜降到清明，起码喂五、六个月草料，每天十二斤，半年就是二千多斤，人工还不算。

作者的结论不客气：我们不是「牛道主义」者，对生产没有益处的牛，不该一味保着。社员的话更脆：「牛享清福，人遭殃」，「合作社对牲畜也要实行五保政策哩」。

第二篇是何耀明的《保护耕畜和宰杀菜畜要分开》，写河北邢台县山区。那里的劣畜有五千三百六十九头，占牲畜总头数的三成，个头顶大的「高不过二尺半，长不过四尺左右」，不能骑、不能驮、拉不动犁；当地人管它叫「菜畜」。

菜畜本来是农家的副业：上山放牧，添点谷草麦秸，繁殖也快，「母牛生母牛，三年四只牛」。可税务部门不分开，一律执行一条规定：「十四岁口以上的老畜才能宰杀」。

作者摆了一笔对照账：「菜畜养到十四岁口也不过卖十多元，养一只鸡每年可收入三元，鸡活四年下蛋三年，尚可收入九元」。于是有了「养菜畜不如养鸡」的说法，还有一句更狠的：一只牛不如一只鸡。

这篇最重的一笔，是两户人家的日子。城计头村一户喂五头菜畜，卖不掉，社里也不收，只好让孩子退学去放牧；孩子「恨牛怀孕，恨牛不死，常常打牛出气」。念儿沟另一户，把刚生的驴驹推到河里淹死了，理由现成：「养之无用，杀之违法，社里不收，给人不要」。

第三篇《毛驴并不都是不该杀的》，署名任广建，是回应八月里一篇来信的。他举的行情最扎眼：市场上已经有了「三元、五元钱买条牛或买条驴」的事，「卖活的不如卖皮卖肉值钱」，打死打伤毛驴的事就是这么来的。

三篇拧在一起是死结：老弱病残不许淘汰，不许淘汰就得白养；白养着，肉、皮、肥料全缺着。

今天的人多半只会想到冷柜里的牛肉，很难想象「不许杀牛」曾是条要写信吵架的规矩。也不必苛责检查站：它守的是为生产定的纪律，纪律外面的账本，不在它手边。

第二条在第八版，是一篇乡村杂记《养猪》，署名野渠，写杭州。开头一句就是：「在中秋节以前，猪肉又紧张起来了。」

稿子写得具体：「住在城里的人们，在早上二、三点钟就得去排队，可还不一定能买到猪肉。」作者住在郊区，不好叫人半夜去排队，只好忍着。

来串门的乡里同志却有办法。作者问：「你怎么会有的？」对方答得响亮：「我自己养猪呀！养了猪，卖给公家，卖一只猪，公家给我购猪肉的票十五张，一斤一张。」

乡里没有猪肉票，养猪的人有。作者开口讨票，对方一送三张。

接着是全篇要紧的一段对话：作者想学养猪，乡里同志笑着把规矩一口气报完：「养一只必得卖给公家，养两只猪卖给公家，养三只猪卖给公家，养四只猪还是卖给公家，养五只猪才可以自己杀一只！」

文章收在作者的嘀咕里：定这条规矩的人，想必以为人会奔着「养五只」去，养五只、六只、七只；他没有料到，「人家索性连一只也不养的罢」。

今天的人对票证已经隔膜；这张票的来历，杂记里记着：先交一头猪给公家。

第三条也在第八版，是一篇讲海带的科学小品，作者黄宗甄。胶州湾的海面上，一串串竹筏在浪里浮着，「好像浮架似的竖立在海中」，底下用铁锚和大石头拴住，筏上系着绳子，海带苗就绷在绳上长。

文章先把旧账翻出来：「从前，我国的海洋中是不出产海带的，而是由日本和朝鲜进口的。」

这些竹筏，就是把生意夺回来的试验田：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专家把化学肥料装进陶罐沉进海里，在缺肥的海区养出了又长又厚的海带；筏田成片，文章管它叫「海底森林」。

稿子末尾捎着一句话：「据专家们当面告诉我，今年在浙江海面将要开始移植青岛的度夏幼苗，试养海带了。」

今天的人多半一眼扫过；要等后面的产量数字来，才看得出这一句走得最远。

猪肉票

当时的说法，后来的事实

这一天报上说得最笃定的一句话，是那道「养五只猪才可以自己杀一只」的规矩。说这话的乡里同志不觉得怪，听的人也不觉得怪：把自留的口子扎紧，猪就都走进公家的账。

其实算盘的珠子已经在往另一头拨。这年七月一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里面说，农业合作化以后，「仍然是合作社社员的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办法定了六个字：「私有、私养、公助」。

十月十六日报纸登出的，是文件落到郊区之前的日常。再过一个多月，家底被摊到了桌面上。

十一月十一日，陈云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报出一串降数：全国养猪，从一九五四年六月的一亿头，降到一九五五年六月的九千万头，一九五六年六月又降到八千万头；每头猪的平均重量，也从一百五十七斤降到一百四十一斤。

他说：「广东、上海发了肉票，北京是每人一次只准买五角钱的。现在是半夜就去排队，排到天亮。如果以后排队也买不到肉，问题就大了。」

他还把紧张说透一层：农民用粮的次序是「一是人吃，二是大牲口吃，三才是猪吃」。猪排在最后，就轮到它挨饿。

十二月，城市服务部的负责人对记者说，预计「到明年，特别是明年下半年，猪肉的供应情况就可能有所好转」。

好转确实来过：方针改了，收购价提了，一九五七年年底，全国生猪存栏一亿四千五百九十万头，比一九五五年增长65.9％。

可票证这只手，此后在一些城市的菜场里留了很久：浙江台州取消猪肉票证是1983年的事；1985年，中央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派购任务，生猪改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从这道规矩到派购退场，中间隔了二十九年。

回头看去，基层的土规矩和国务院的文件之间，只隔了三个半月；纸面上的转折，比猪圈里的快得多。写《养猪》的人能看见的，只有食品站前的长队和邻居空着的猪圈；文件怎么转，要等全会和收购站。半年后再回看，他记下的那些难处，一条也没有说错。

一百年后的同一天

今天是2026年10月16日，星期五。手边的数字，跟那一版能对上三组。

第一组是猪。一九五六年六月，全国养猪八千万头，比两年前少两千万。二〇二五年，全国生猪出栏71973万头，猪肉产量5938万吨，创了历史新高；七亿多头摊到十四亿人头上，差不多每人每年半头猪。

五千九百多万吨摊开，每人分到八十多斤，约是1955年北京城里人均吃肉量的四倍。口径并不完全对齐，量级摆在那里。

第二组是海带。一九五六年全国海带产量三千三百九十六吨，四年前才一百三十四吨。二〇二三年，全国海带养殖产量一百七十八万吨（干重），占全球总量将近九成。

常吃海带防「大脖子」的说法，后来被碘盐接手：一九九五年全国普及食盐加碘，二〇〇〇年基本消除碘缺乏病。海带自己走了另一条路，南移的路线把主产区一路推到福建，二〇二三年，福建一省占去全国产量的一半。

第三组是驴。当年「三元、五元钱买条牛或买条驴」；一九九〇年，全国驴存栏还有一千一百多万头，二〇二三年约一百四十六万头，二〇二四年又降到一百二十九万头。

驴不是被杀光的：地里换上了机器，它先失了业；又长得慢、一年一胎，栏里一直补不上来。驴肉如今卖到七八十元一斤，有店铺干脆把招牌换成了「马肉火烧」。

养殖绳上的海带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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