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4 年 10 月 17 日夜,中央红军主力八万六千余人从江西于都的八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出发前,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利,中央苏区只剩几个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根据地,向西突围。
一年后队伍到达陕北,行程二万五千里,八万六千人剩七千余。红军的主干保住了,后来那批人大多走过这条路。
十月十七日下午四点,于都河边开始架桥。河面宽六百多米,水深一到三米,河上一座桥也没有。
材料是借的。沿岸人家的门板、床板、房梁、瓜棚架,能拆的都拆下来,八百多条民船从上下游赶来。拆到后来,于都城里家家夜不闭户,门都上了浮桥。
天黑前,五座浮桥横在三十公里长的河段上。桥面贴着水,人走上去,脚下就是流动的河水。
红军昼伏夜渡。白天把桥拆开,船和木板分散藏在树丛里,河面上看不出痕迹。太阳一落,队伍才动身。
八个渡口事先分好了部队。中央机关走东门,红三军团主力走南门,红一军团主力走山峰坝。
入夜,队伍上桥。没有火把,只有脚步声和船帮碰水的声音。岸上有人往战士口袋里塞鸡蛋,有人递草鞋。
撑船的人里有一对夫妻,李声仁和他的妻子。一条渔船坐七八个战士,男人在船头,女人在船尾,摸黑摇过河心。
天亮之前,桥又拆了。第二天下午四点,再架起来。
苏区撑不住了。1933 年秋天起,国民党军用堡垒往里挤,修一道碉堡,往前挪几里,再修一道。红军擅长的运动战,被这种打法堵死。
指挥权在李德手里。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主张用阵地战对阵地战,靠短促突击守口子。1934 年 4 月,广昌打了十八天,丢了,苏区的北大门开了。
1933 年 11 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另立政府,公开反蒋。红军没有同他们联手。那支队伍撑了两个月,散了。
兵员、粮食、弹药都见了底。1934 年 5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把主力撤出根据地,这个决定报往共产国际,等回音等到秋天。
撤也要悄悄地撤。十月十日傍晚,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向于都开进。十六日,各部队在河的北岸集结完毕。
集结用了十来天。五个军团从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长汀、宁化出发,一路开到于都。
选于都,是因为这里丘陵多,离前线还有一段路,稻米足,人口多,大部队藏得住。于都 1929 年就建立了县级红色政权,分过田,家家有人当红军或者支前。
三十万人一起守秘密。敌人的探子过河来,看到的和往常一样,什么也没探到。
带的东西太多。印钞机、X 光机、兵工厂的机器都装上了车,队伍拉成一条长龙,白天躲飞机,夜里赶路。

渡河这件事,经手的是周恩来。他三十六岁,中革军委副主席。
他沿着河看渡口,哪里水深要架桥,哪里水浅能涉水,一处一处定。哪一段要几条船,要多少门板,也是当面算的。
中革军委颁下渡河计划,哪个军团走哪个渡口,哪天开始,写得清楚。八个渡口的名字,后来刻在纪念碑的围栏上。
城里一位姓曾的老人,把家里的门板全扛来了,最后连自己预备后事的寿材也抬到工地。战士不肯收,老人急了:「红军打仗命都不要了,我捐几块棺材板算什么。」
周恩来听说这件事,讲了一句话: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毛泽东这一年四十岁,位置不好。1932 年宁都会议后,他被撤掉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离开了军事指挥。
1934 年 9 月,他从瑞金到于都,住在县城何屋,正患疟疾。病中他还在打听敌情,九月二十日给周恩来发了一封急密译电报,报告赣县、于都一带的敌军布防。
电报里写:于都、登贤全境没有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他建议在西、南两方建立日夜哨。《毛泽东传》里说,这封电报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十月十五日,他到谢家祠参加赣南省委的干部会,讲坚壁清野,讲留下来的人怎么打游击。
十八日傍晚,他走出何屋,从东门渡口过的浮桥。行李是两条毯子、一条洋布被单、一块油布、一把破伞,还有一担书。他后来说,书比粮食重要。
十七日夜里开始,到二十一日拂晓,八万六千人全部过完于都河。
前面是封锁线。国民党军在红军必经的公路和河口筑碉堡,一道一道拦,第一道在赣南的信丰、安远之间。
封锁线是一道用碉堡、壕沟和铁丝网连起来的线,横在红军西进的路上。要过去,只能挑一处硬撕。
十月下旬,红军从信丰、安远之间撕开一个口子,过了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也过了,第四道在湘江。
湘江这一仗打了五天五夜。队伍带着机器和文件走不快,被切成几段,江面上漂着文件和木箱。过江之后,八万六千人剩下三万。
担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没能过江。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在押解路上牺牲,二十九岁。
1935 年 1 月,红军进遵义。遵义会议会址是一栋两层小楼,原是黔军一个师长的公馆。楼上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十五日开到十七日。
会上说的不只是走哪条路。博古做了报告,周恩来做了副报告,张闻天拿出一份批评提纲,会议最后的决议,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算在军事指挥上。
会上换了指挥。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的位置,队伍的打法也跟着变。
之后是四渡赤水,是金沙江。江边找到七条船,渡了九天九夜。再往后是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是夹金山的雪,是松潘的草地。
走到这里,队伍已经瘦得不成样子。1935 年 10 月 19 日拂晓,陕甘支队走进陕北吴起镇,还剩七千余人。

遵义会议以后,队伍还是那支队伍,走法变了。不再扛着机器慢慢挪,改成轻装,绕开强敌,从缝隙里钻。
1936 年 10 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长征结束。
到陕北的七千余人,是种子。一年里他们走过十一个省,平均每天走三十四公里。抗战起来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从师长到团长,多半是从这条路上走下来的。
1955 年授衔,十大元帅里九位走过长征,没走的那位是陈毅,他留在南方打了三年游击。十位大将里,八位走过。
于都还有一笔账。主力走后,六千多名伤病员留在当地,一万多子弟跟着队伍走了。
1937 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西方读者从这本书里,第一次读到这支队伍走完的那条路。
河边的渡口后来叫长征第一渡。纪念馆的橱窗里放着一双草鞋,鞋尖上绑着红心绣球,是一个姑娘连夜编给心上人的。

于都河边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高 19.34 米。
底座边长 10.18 米。两个数字拼起来,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
碑的说明写着,这象征中央领导机关从东门渡口过河的那天傍晚。全军开始过河是十七日,碑记住的却是十八日:最前头的部队十七日夜里就下了水,中央纵队等到第二天傍晚才动身。
碑身做成两张帆。稍远一点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馆前的水面,就是当年的渡口。
纪念园里有广场,有渡口码头,石阶一直下到水边。
碑的围栏上刻着八个渡口的名字:东门、南门、西门、山峰坝、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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